年纪轻轻的，为啥干这事？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是电信网络犯罪的重要“帮凶”。2019年11月，最高检联合最高法制定出台《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帮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司法认定问题。

一、帮信罪案件基本态势

从发案数量看，今年以来起诉帮信罪数量持续下降，但整体仍在高位运行。从2015年刑法增设帮信罪至2020年10月“断卡”行动前，检察机关共以帮信罪起诉6000余人。“断卡”行动以来，起诉人数直线增加，尤其是2021年逐月上升，共起诉近13万人，是2020年的9.5倍。案件量上涨与“断卡”行动中执法司法机关加大对非法买卖“两卡”（即银行卡、电话卡）行为的打击力度密切相关。自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起诉帮信罪人数环比逐季下降。其中，2022年第一季度环比2021年第四季度下降33%；第二季度环比第一季度下降6%。

从起诉人员看，涉及地区范围广，多数系初犯。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人员涉及全国各个省份，特别是在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重点地区，帮信罪起诉人数也相对较多。从人员年龄看，低龄化现象突出，30岁以下的占64.8%，18至22岁的占23.7%。犯罪嫌疑人中，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占多数，初中以下学历占66.3%、无固定职业的占52.4%，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非法买卖“两卡”。同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起诉人员中，近90%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

从行为方式看，组织化模式较为常见，分工细化的特征突出。帮信罪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实施，如“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分工相对明确，便于持续性、规模化为上游犯罪提供支持帮助。与传统犯罪团伙不同，帮信犯罪团伙内部不同层级、成员之间往往不曾谋面，平时主要通过网络以代号、暗语等方式联系，看似联系“松散”实则“心照不宣”协作紧密，打击难度更大；不同层级、不同成员往往同时为多个上游犯罪集团提供帮助，危害更大。从办理案件看，帮信行为所帮助的上游电信网络犯罪主要集中在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领域，其行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非法买卖“两卡”尤其是银行卡，为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套现、取现的工具，占起诉总数的80%以上；二是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软件工具，如GOIP设备、批量注册软件等，提高犯罪效率、降低犯罪成本；三是开发专门用于犯罪的黑产软件工具，如秒拨IP等，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

检察机关发现，帮信罪案件激增背后，折射出一些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治理问题，有的问题还较为突出，需要加强源头管控、协同治理。

三、坚持宽严相济、惩防治结合，推动依法惩治、有效治理帮信犯罪

针对办案中反映的趋势问题，检察机关坚持宽严相济，在依法全链条惩治帮信犯罪的同时，强化类案监督，推动诉源治理，深化以案释法，筑牢帮信犯罪社会防线。

二是完善法律规定，加强案例指导，提高帮信案件办理质效。网络黑产行为迭代升级，导致帮信罪在实践适用中新情况新问题较多。最高检会同最高法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制发3批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帮信罪法律适用、政策把握等问题。目前，正在积极配合立法机关研究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推动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形成协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作合力。同时，还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办理帮信犯罪证据指引，研究梳理涉“两卡”犯罪典型案例，加强办案指引。

四是坚持预防为先，加强以案释法，防止普通群众沦为犯罪“工具人”。法治意识淡薄是多数人触犯帮信罪的重要原因。检察机关聚焦案件高发群体、重点行业和问题突出区域，通过法治宣讲、公开听证、公开宣告送达等方式，加强以案释法，强化警示教育。会同教育部门，持续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提升在校学生法治意识。会同主管部门、行业 ，用好典型案例，加大电信、金融、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教育力度，提升职业素养和法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