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金银器装饰精美，品类繁多，受西方器物影响带有一定异域风格

隋唐时期，金银器制造彻底摆脱了为其他器物作附属装饰的地位，其制作技术之高超，装饰之精美，品类之繁多，前所未有。隋代国祚短暂，金银器发现不多，重要的有1957年发掘的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金手镯，金项链由28个多面金珠穿缀而成，金手镯呈椭圆形，分四节，各节两端较阔，上嵌玻璃珠，节与节之间各以嵌于方座中的青绿饰相连，开口处有一对钮饰，一端为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颗，另一端为活轴。两件金器均具有浓郁异域风格，为输入的域外金器。唐代金银采矿、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使金银器制造业突飞猛进。各地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数量很多，最为大宗的属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1000余件，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出土956件，以及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121件。

此外在陕西、甘肃、内蒙古、江苏、浙江、河北等地的唐代墓葬或遗址、窖藏中还出土了20余批金银器，少则一二件，多则十数件。其中金银器皿逾千件之多，占绝大多数。从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来看，品种类型之复杂纷繁，令人叹为观止。用途丰富，包括茶具、酒具、食具、药具、卫生用具、首饰、佛教法器等。茶具有烘焙茶叶的焙篓，碾罗茶叶的碾子，贮存茶末的茶盒，烹茶的风炉，夹拨木炭的火策，拂击茶汤的汤匙，盛沸水的熟盂（匝），贮放调味盐的盐台，坛子，倒茶注壶、汤瓶，饮茶的茶杯、茶托。酒具有饮酒的杯、碗，倒酒的执壶、皮囊壶，行酒唱和的酒令酬等。食具有碗、盘、碟等。药具有贮藏药物的鼎、盆、罐，煎药的锅、铛、铫，炼丹的石榴罐、仰莲座罐，捣药的杵、臼，服药的杯、碗、壶。

卫生用具有熏炉、香囊等。首饰有耳坠、戒指、钗等。佛教法器有佛像、佛塔、宝瓶、金函、金莲花、银芙蓉、锡杖以及掩埋舍利的金棺银椁等。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有了明显提高。盆、碗、杯、盒等器型都规整稳定，体态和谐，从修整痕迹上来看，加工刀具多种多样，而且精密度很高，无论圆形器抑或方形器，都能扣合非常紧密。如三足束腰形小银罐，以子母口相扣合，盖上后极紧，空气无以进人，以致时过千余年，银白色的内壁依然锃亮如新。焊接技术高超，所有金银器的焊接处均未开裂，如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腹部焊接的由宽0.1厘米、厚0.05厘米的金条掐制的团花及外侧直径0.1厘米的小金珠和金栉背上焊接的以直径0.08厘米金丝盘编的花纹、直径0.05厘米的小金珠，至今牢固如初，毫无裂缝和脱落现象，真令人难以置信。

掌握了制作精密器物的方法，如金银器皿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和镂空双蜂团花挂链银香囊，在设计上充分运用了常平架原理，总共有四层结构，球形外壁和半球形金盂的圆度率极高，与内外两层机环的连接使用铆钉和管状垫片。四层结构的四个连接点呈垂直分布，由于设计科学、制作精确，组合在一起，至今仍然运转自如。唐代金银器风格受外来影响较大，器形中流行的高足杯、带把杯、长杯，装饰纹样中盛行的忍冬纹、缠枝纹、葡萄纹、摩羯纹等均来自域外。这些非中国民族传统的器皿和纹样，以异样的造型与纹样风格使人耳目一新。唐朝匠师在接受西方器物影响的同时，也着意于与中国传统样式的融合，使具有异域风格的金银器工艺变得更适宜中国人使用与欣赏。

尤其是唐代中晚期，金银匠师已完全摆脱了西方模式，开始将金银工艺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引进，早期“胡化之风”催化下产生的器皿和纹样已极少见到，新出现了各种壶、盘、盒等，器皿的外形多做成花瓣形，富于中国特色的宝相花纹、团花纹及折枝花纹相继兴起，纹样内容写实，布局疏朗，中国民族特色已经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唐代早期及至盛唐，金银器的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在来自全国的优秀匠师和充足原材料的支持下，生产不计成本，作品具有很高水准。但自9世纪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衰落，金银生产也由皇室垄断而走向社会化、商品化。许多金银器的造型与纹样趋向简朴，但器类却大有增益，实用性也更趋鲜明。

同时在装饰上，折枝花种类繁多，并以阔叶大花为特点，自由随意、富有民俗色调，并拥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纹样日益流行。与器型、纹样的潜移默化相偕应的是，金银器的适用阶层也空前扩展了，许多富裕的百姓也加入到了金银器享用者行列，这一情形，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南方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许多银器上出现工匠名字以及作坊、行会标记，都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当视作地方官府作坊和私营作坊发展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