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共大风云录》第四章：生死存亡的考验

《江西共大风云录》

第四章：生死存亡的考验

江西共大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当这棵幼苗根基还没有站稳，起步就与政府“断奶”，接踵而来又遇到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还有自身生存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它能挺过去吗？它怎样来度过这一难关呢？它的应对之策是什么呢？

1961年4月至1963年10月，是江西共大调整、巩固、提高的时期。

调整领导班子

加强党对共大的领导，建立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共大日益巩固发展的关键和有力保证。

1961年2月，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调离学校到中央工作后，中共江西省为了加强对共大的领导，曾先后对共大总校的领导班子、组织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

1961年3月，由省委副秘书长兼共大总校副校长张宇晴接任党委书记。

1962年2月，经省委农村工作部批准，由张宇晴、李玉、黎超、屈绍建、林仲、于普等六人组成中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1962年11月省委决定调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毛文友任共大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分管思想政治工作，同年11月，调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陈平任党委常委、教育长，协助林仲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和分校工作；

1963年调原南昌县委书记马迅任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

共大总校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即高教六十条）的精神，为加强学校的管理工作，于1963年3月，颁布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校务委员会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成立了以刘俊秀为主任，张宇晴、李玉、黎超、屈绍建、林仲、毛文友、陈平为副主任，由四十一名委员组成的校务委员会。

省委、省人委为了及时帮助共大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困难，于1961年5月，在南昌召开共大第七次校长工作会议，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检查各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省委规定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办校方针贯彻执行情况，推动各校各项工作的胜利进行。

1962年9月，省委、省人委为了检查共大贯彻落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情况，做好从上海招收的新生的思想工作和巩固工作，在方志纯副省长主持下召开了共大第八次校长工作会议，邀请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蒋文焕等二十五人列席了会议，并请他们与共大的同志一道，共同来做好上海新生的稳定工作。

再战鄱阳湖

1960年至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发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伟大号召。此时，共大刚刚创办不久，生产基地没有完全建好，生产收入有限，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学生、农业工人及其家属的粮食供应十分困难，加上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学校发展过快和管理不善等，致使学校自给任务加重，教学时间难于保证，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师生思想混乱，学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当务之急，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生存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这么多的学生与教职员工，一日三餐的吃饭的问题要解决！伙食可以差一点，生活可以艰苦一点，你没有饭吃行吗？你吃不饱肚子，还能坚持半工半读吗？他们要靠自己开荒造田，产出粮食，解决肚子的问题！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于是，他们动员全校师生，展开了新一轮的大决战！即：再战鄱阳湖，围湖造田，创建将军州垦殖场。

1960年8月，全校600余名师生在修建枫景水库，建立蔬菜基地，解决全校师生吃用水的困难

1958年8月至1961年初，在共大总校初创阶段，虽然已建起了南湖农场、大港林场、枫景园艺场、瓜州农场，但南湖农场地处丘陵水汊地带，没有围垦，可供开垦的水田有限，大部分丘陵山地开垦后也只能种果树、饲料、油料等旱作物，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全校师生员工的粮食供应问题。枫景园艺场也只能解决全校的蔬菜供应问题，瓜州农场虽然初建成，但后来省人委在那里围垦了一个有一万多公顷的大农场（即现在的恒湖垦殖场），把共大总校建成在瓜州农场包围在内。为了便于管理，省人委要求学校放弃该场，另辟地建场。为此，学校领导曾专门去找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刘俊秀和副省长彭梦庾，经多次请求和协商，最后省人委才决定拨款100万元，由学校另找地方建场。

在困境中，他们逆水行舟，背水一战！1962年初冬，共大总校动员全校二千多名师生员工和一千多名共大分校的学生，手持锄头，肩挑扁担，雄纠纠气昂昂，开赴新的荒滩——将军洲，又投入了新的建设基地的战斗！

将军洲，是一个鄱阳湖滨的荒洲，没有人烟，一眼望去是看不到边的杂草和芦苇。在这里，水中有血吸虫，空中有苍蝇大的蚊子，地上有各种各样的虫类。困难的环境，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吓倒共大师生。相反，更激发了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四千名革命师生头顶青天，面向荒洲，进行了一场大决战！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住房，他们就自己动手，砍茅竹搭成人字形的架子，每个“小单间”只要四、五根茅竹够了。再用割来的茅草盖上当成瓦，夜晚师生们睡在里面，低头看湖水，抬头望着明月，到也乐在其中。只是一旦下雨，上边漏水，下边冒水，大家只好挤在一起蹲着过夜。

将军洲的冬天相当的冷，寒风直往人骨子里钻。有时还下雪封冻。共大师生只有拼命的干活，用劳动取暧。每当肚饿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当年红军吃树皮、吃皮带的情景，用革命先辈的精神来激励自己。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还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头顶创业风和雨，脚踩创业水和泥。

迎着红日干革命，愿将一生献人民。

就这样，他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双肩，苦战了一个寒冬，修筑了长九公里，底宽五十余米，高六米，挑土方九十余万立方米的拦湖大堤。建起了两个中心排灌站，开挖了中心排灌沟和环型排灌沟，围垦了四百五十四公顷土地，建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粮食基地——将军洲垦殖场。

后来这里成为共大的主要生产、教学基地。现有农工四百余人，学生七百九十一人，教师三十五人，共分五个连队。饲养耕牛一百零三头，猪四百一十头，拖拉机十三台，电力排灌站两个，农业生产达到半机械化，共大粮食已全部自给，主要是这里供应，被称之为“共大粮仓”。

有了粮食生产基础，他们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为了确保围堤的安全，其后学校又陆续在围堤外坡修贴了水泥预制板护坡，在堤上建起了安全、稳固的粮食仓库，添置了水运龙头船和驳船，解决水运粮食的困难问题。1963年在严重秋旱的情况下，共大总校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三十余万公斤，完全实现了粮食自给。学生的口粮定量标准也由过去的每月十四公斤增加到每月十八公斤，劳动期间还增加到每月二十二点五公斤，教师、干部的粮食定量也增加到每月十八公斤，而且学校还有五十多万公斤的粮食节余，可以用来发展畜牧业，解决师生员工的肉类供应问题。

创建五金机械厂

江西共大首先解决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吃饭问题，这对他们来讲也是“基本国策”。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学校还要建设，还要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要向更高的目标奋斗。紧接着，他们就是要集中精力，解决办校经费困难的矛盾。这项工作从哪打开突破口呢？他们在“工”字上下功夫。即：发展好校办工厂，从这里面挖出钱来！

1960年6月18日，上海公私合营的香港钢骨厂、中华螺帽厂迁到江西南昌配件厂（即现在的南昌齿轮厂），成立综合车间，生产元钉。1962年南昌配件厂改变了做标准件的任务，并改名为南昌齿轮厂，为此该厂想把综合车间划拨出去。因为该厂就在学校附近，又归农业机械部直接领导，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人员前往省委请示刘俊秀和有关主管部门，要求把综合车间划拨给共大总校作为学校的生产基地。

有了这个“工”的生产基地，就与前面提到的将军洲垦殖场一样，前者是生产出粮食，后者则是生产出“钞票”。办校经费的问题，就可望得到有效的解决。

经省委、省人委及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同意，于1962年12月1日南昌配件厂综合车间一百零八名生产人员和全部生产资料划拨给共大总校，并成立共大总校五金机械厂。当时厂址仍在南昌配件厂内，生产元钉。1961年4月，省农垦厅所属的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并入共大总校。为此，共大总校就将原省林科所的养猪场场址作为五金机械厂的建厂地址，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将养猪场的猪舍等建筑改造成厂房和职工住房。

1963年5月厂房基本建成，五金机械厂才迁至现址，原工业系的实习厂也一并迁入，成立制钉、大修和金工三个车间。当时，除元钉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外，其余各项生产产量均很低。建厂之初厂房简陋，设备陈旧，绝大部分车床被工人称之为“老爷车”，五金机械厂成立之后，学校加强了该厂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添置了新机器设备，配备了新的领导班子。

邵式平：只要总校不垮，我们就胜利了

邵式平与黎超称得上是故交了。黎超就是他亲自物色看中的人选。

黎超原在省财政厅任副厅长。1957年12月，他响应党中央干部上山下乡的号召，与省直机关五百多名干部一起上山下乡，在省属云山综合垦殖场任场长。

1958年10月，邵式平省长和刘俊秀、汪东兴及农业厅厅长盛朴等同志一起到云山垦殖场检查工作，白天到各个地方察看，晚上和他们下放干部一起住在新搭盖的草棚里的大通铺上。有空邵式平就经常与黎场长聊些工作上的事。一天晚饭后，邵省长找他谈话。他含笑冲着黎超说：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调你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去工作，你的意见怎么样？”

黎超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的命运与前景压根儿也不会往学校方面想。他小时候只读过几天书，连小学毕业的水平也没有。尽管参加革命后，文化水平有些提高，但要到大学去工作，和知识分子打交道，过去从来没有想过。因此，邵省长的谈话使他感到很突然，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不知为什么组织上会把他调到大学去工作。

他匆忙考虑了一下，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恳切地说：

“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去任副校长，我不行，我只是个农民出身，连小学也没有毕业，自己肚子里有几瓶墨水还不知吗？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请组织上考虑一下吧！”

邵省长似乎早就料想到了他会不同意，马上接过话：

“我就是要你这样的人去任副校长，刘俊秀也没有文化，他是你的校长，你是副校长吗！”

邵省长开始做他的工作，还是动员他到共大总校去。黎超怎么解释也不行。话已到这个份上，黎超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经过党组织多年培养的干部，应该有一定的组织观念，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党的需要。”因此，他只好向邵省长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邵省长一听，马上就说：

“那好，快点到省里来 到。”

于是，黎超第二天就移交工作，第三天到省里去 到了。

他到省里 到后，先分配到农垦厅任副厅长，然后兼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常驻学校主持日常工作。共大总校的校长是由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兼任，党委书记、副校长是由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农垦厅厅长汪东兴同志兼任。当时，共大总校和各分校都不设专职的正职领导干部，只设副职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各分校的校长由所在垦殖场场场兼任，党委书记由垦殖场的党委书记兼任。这样便于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及时解决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1959年5月，省委把德胜关垦殖场工作的屈绍建同志调共大总校任副校长，6月又把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林仲同志调共大总校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他们三位同志就常驻学校主持日常工作。黎超从1958年10月调入共大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几年，直到1980年共大总校改制更名，他才离开共大，调省经委任副主任。

1962年江西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专门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研究压缩一些学校的问题。因为省里财政赤字大，一些学校教职工工资和学生的人民助学金也发不出去。尤其是1958年新办的十二所全日制大专院校，都是靠国拿钱，现在国家有困难，需要进行调整和压缩。

在共大处境最艰难的日子，邵式平与黎超的交流更多了！

共大也是1958年创办的，在开会前邵式平省长曾几次找共大总校副校长、副书记黎超去谈话。一天，邵省长脸色有些凝重地问：

“黎超，你能不能把共大总校的旗帜扛下去？”

黎超坚毅地回答：

“能，一定能！”

邵式平露了一笑，他说：

“如果全部分校都垮掉，只要总校不垮，我们就胜利了！”

黎超也动了感情，十分明确的表示：

“保证不会垮！”

邵省长听罢，非常高兴地说：

“行，好！”

共大其实差点垮了

当时，省里召开那次研究调整和压缩学校的会议，刚开始讨论就有人马上发言，提出把共大全部砍掉。理由是，省里财政赤字大，专门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研究压缩一些学校的问题。不可能压缩全日制学校吧？在一些人眼里，全日制学校才是国家的正规学校。共大作为是新生事物，国家条件容许，能够办下去当然更好，现在省里财政赤字这么大，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压缩学校，不压缩非正规的学校，难道还要压正规的学校呀？

邵式平听了很生气，他冲着他说：

“XX，咱们1958年办校的时候在党委会上是说清楚了的，你办你的，我办我的，当时不是说了，办全日制没有那么多钱，半工半读你不同意，最后讲好你办你的全日制，我办我的半工半读，现在共大既不要你拿钱，又不要你拿粮，你凭什么要砍共大，有本事你办吗？”

讨论的最后结果，1958年新办的十二所全日制高等院校撤销十所，只保留江西大学和江西工学院。当讨论到共大的调整问题时，最后决定，共大保留，由学校根据本身实际，自行调整。

邵式平在共大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沉着应战，力挽狂澜，使共大起死回生，转危为安……

强化基地建设

建立和完善教学、生产、科研基地，为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创造条件。

1961年4月，省农林垦殖厅所属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并入共大总校，其中原省林科所所属的青岚生产队、芭茅岭生产队、蛟桥生产队三个生产队的果园、茶园、旱地、荒山、水田共计三百三十四公顷土地，全部划给共大总校直接管理（林科所只负责管理该所附近的森林苗圃地和后面山林），为共大总校解决各系的教学、生产、科研基地，实现系、场合一，提高教学质量，实现生产自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狠抓基地建设，规范管理的进程中，共大当时主要狠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合并成立园艺系。将园艺专业迁往青岚生产队，合并成立园艺系。青岚生产队土地一百三十四公顷，其中有大片建成的果园、茶园、水田、旱地，有成片的山丘待开发，具有建立和完善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基地的良好条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可以逐步实现生产自给。

其后，农林综合技术研究班还在那里种植了大面积的油茶林，进行油茶速生产的研究。

二、实行系场合一。在瓜州农场撤销前，将农学系迁回校部，把芭茅岭生产队划归农学系管理，实行系、场合一。

芭茅岭生产队有果园、茶园、水田、旱地共计一百多公顷，有一定数量的生产技术工人，可以作为生产基地的常年生产管理人员，与农学系合并，实行系、场合一，规模适中，专业对口，有发展空间。

三、苗圃划给林学系。将燕子山苗圃划给林学系，成立苗圃一队和苗圃二队。

该处有土地四十余公顷，已建成葡萄园五公顷，实验苗圃十余公顷，与林学实行系、场合一后，可大量发展苗木生产，有利于学生就近参加生产劳动，就近进行现场教学，也有一定的扩展空间。以后林学系在生产自给，尤其在经费自给方面做得比较好，并一直走在其他各系前头。同时，林学系主任周蓄源先生在1962年还受农垦部王震部长的委托，专门负责木本粮食——板粟的引种栽培的研究，并在苗圃二队和学校西面种植了大量的板粟林，王震部长曾先后两次来校检查板粟引种研究的情况。

四、成立农业机械化系。1961年3月3日，共大总校决定撤销工业系和林产化工系，成立农业机械化系。原共大总校工业系的实验厂曾合并到五金机械厂为该厂的一个车间。1963年5月原工业系的实验厂的五金机械厂撤出并入农业机械化系，实行系、厂合一，并在黎家村北面择地建厂，成立共大总校农机厂。

五、成立农业经济系。1961年9月共大总校决定：撤销社会科学系，成立农业经济系，迁往南湖农场，实行系、场合一。由于专业不对口，不利于农经系的发展，为此，于1962年2月农经系迁回校部办学。1962年3月学校决定畜牧兽医系由校部迁往南湖农场办学，实行系、场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其后还在南湖农场建起了中等规模的养猪场，发展养猪事业，并为学校供应肉类、禽蛋食品。

调整、巩固、提高时期，共大总校在省委、省人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奋力拼搏，艰苦创业，全校的生产基地已初具规模，并逐步完善和提高，学校的形势日渐好转，为共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九次校长工作会议

1963年6月，共大召开第九次校长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建校五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打好基础、探索道路、调整压缩、整改提高等阶段的艰苦努力，闯出了一条适合共大半工半读办学特点的新路。教学、生产、科研（推广）三结合的教育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并日趋完善，学校具备了大发展的良好基础。与此同时，还讨论和研究了今后办学方针、培养目标、生产自给、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对学校生产自给的范围和要求，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明确意见。

1963年6月27日，省委、省人委下达了《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若干问题的指示》，明文规定：

1、粮食自给的范围。目前只能包括学生、农业工人及其家属的口粮，在目前部分分校生产基地不足，粮食产量很低的情况下，各地应根据各分校的不同条件，确定粮食自给的不同程度，对这些学校粮食自给的不足部分，以及林业生产、教职员及其家属所需的口粮，当地粮食部门应当保证供应。

3、实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别核算，全校平衡。由于各分校所处的环境不同，生产基地，产业项目各异，用单一的标准去要求显然是不合适的。各校应当根据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地具体确定生产、经营重点，一般说，在山区的分校，应以林为重点，开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当前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条件，确定不同的要求，以林为主的分校，经费应达到自给或自给有余，粮食生产应在原有的基础上，争取逐步增长。以粮食为主的分校，在搞好粮食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益，力争经费自给。

会后，省委、省人委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以来的基本情况向中央呈 了《向总理汇 办校情况和请示解决几个问题的 告》，中央收悉后十分重视，并由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国务院八个部委领导同志会议，专门研究共大的问题，共大在中央的关怀和省委、省人委的直接领导下得到了巩固。

根据周恩来总理和省委、省人委的指示精神，共大从1963年以后，生产自给的方向更明确了。生产自给范围的确定，缓解了教学质量与生产之间争时争劳动力的矛盾，为全面贯彻半工半读，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保障；根据各分校的不同情况，提出粮、钱自给的不同要求，实行分级核算，全校平衡，有利于各校更加合理地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由于省委、省人委对共大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共大才得以巩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