烔炀河往事——杨铁匠

家乡的手工匠人,主要是木匠、泥瓦匠、篾匠、铜匠、皮匠、裁缝,还有铁匠。当然,还有其他的以手工技术劳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众。

铁匠最为抢眼。一是他们大都在当街的某个位置上摆设铁匠炉,炉火正旺,映红了铁匠的脸膛,再者,铁匠的铁锤,敲打在铁砧上,发出有节奏的金属击打声音,十分地惹人注目。

记忆中,老家烔炀河有好几位从事打铁生涯的人。有一位邱铁匠,不过他在农具厂,算是正式的集体单位的职工。另外有二杨,南街的杨铁匠,外号杨白锤,说是他有个爱赌的嗜好,好不容易锤来的几文小钱,就白白地送在了牌九桌上。在长篇小说《风雨麒麟桥》中,描写了一位憨厚戆直的周铁匠,有没有杨白锤的身影,不好说。

另外一位杨铁匠,讳树文,大约1935年生人,年长我的叔叔,不过比家父的年龄小一些。杨师傅曾经跟家父和三叔过从甚密,他总是称呼父亲为‘大老板’,有的时候,也脱口叫‘大先生’,那是早年乡亲们对父亲的称呼,后来,就不再如此这般地称呼了,因为父亲被打倒了。

杨铁匠在烔炀河北街鲍奶奶门前摆一个铁匠摊。每天一大早,他就从烔炀镇西北边的一个小村庄步行到街上,招呼两个徒弟,敲开鲍奶奶家的门,吆三喝四地把那些狼亢沉重的家伙事儿,‘吭嗤吭嗤’地抬到街面上。最为沉重的是那铁砧,矮不隆冬的,腰板不太结实的,光拿眼睛瞧着它心头就难免有些发怵。俗话说,打铁就得自身硬。瞧着他们师徒几人屁颠颠地摆弄那些工具,好事者有时候就悠悠地站在一旁,也不帮忙搭上一手,而是言语轻松地问上一声:就你那‘重死人’的夯货,收摊子时何妨就留在外头?省得搬来搬去的,多麻烦。说话的,倒不是不想伸手搭一把,不过,杨师傅会断然地挥手一把给挡开,因为,都是铁家伙,一着不慎,砸了手脚,那可是肉烂骨碎的后果。

听老杨说过,他一开始试过,把铁砧留在门外。第二天,就发现铁砧上脱了一大块,那是最要命的事情,凹凸不平的砧面,是不可能在上面捶打铁器的,那砧子,等于就是废了。也不晓得是谁下毒手。砸坏人家的铁砧,本身那就是一件技术活,而且,还会有很大的响动的。鲍奶奶门外的北侧,除掉一堆炭屎渣,那是铁匠炉出来的垃圾,还有就是一到两个 废了的铁砧,猥琐的样子,蹭蹬在墙边,像是一大泡牯牛屎。走晚路的人,最好就不要顺着墙根行走,晴天雨天都没有那份必要,免得一个不小心,绊了一大跤。

那时候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如今哲学字眼中,那叫共性,那时候人的共性,就一个字,‘穷’。前几天我写过一篇文字,就‘贫穷’二字作了训诂学意义上的阐述。‘贫’,就是‘分’与‘贝’的集合体,就是有限的钱财被瓜分了,好像一撮米,注入了一大锅的清水,于是便为‘贫’。而‘窮’是有洞穴压顶,直不起来腰身,就是不仅穷困,而且猥琐做人,就是人穷志短。这里的‘志’,并非个人的志气,而是当事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受到压抑。不仅贫,而且还饱受欺凌,不受人待见。

其实,当时的家乡人,人穷志不短!比方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杨铁匠落在鲍奶奶门外的废旧的铁砧被人夜间抬走,送到百米以外的废品站换来几文大钱。当时,废铁的收购价是六分钱一斤,一个偌大的铁砧,至少百来斤。

如今,‘窮’这样一个字眼的含义,渐次地在淡化、消弭。‘窮’这样的共性,也一波三折,渐次地分化瓦解了,因为,毕竟就有许多人富裕了。由此,在财富分配上,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另外两个字眼:不均。由不均,就促使人梦寐以求地一夜暴富。好好地铺设在马路上的地下水通道的盖板,经常就被人撬开砸碎,估计作为废铁给回收到废品站去了。倒是叫人联想起来当年砸锅炼铁的糗事。

表妹的女儿,跟几个同龄人结伴到扬州旅游,恰逢暴雨,几个年轻的姑娘在街面上淌水。表妹就不幸掉入了下水道,因为上面的盖板被‘回收’了。年轻的身子,还是由家人出资请人,在数里之外的河道里打捞上来的。遗留下嗷嗷待哺的小娃娃。

当年,那么窮,杨铁匠的 废的铁砧,就没有人起过邪念头给搬走换酒喝。

杨铁匠中等身材,人长得十分白净,光凭长相,跟当今的那些专家教授有一好比。他手艺很好,经他铁锤敲打的铁器,模样端正,十分上看。他的业务范围,囊括了农用小器械,诸如锹锄镰刀,连枷接口铰链,还有斧头菜刀,更有甚者,他还打造大型农用器械上的螺丝钉、螺丝帽,以及其他一些日常生活和日常劳作之中常见的器械。人间递上来图样,他一般都能够照葫芦画瓢给捣鼓出来。

闲来无事,就喜欢站在杨铁匠的铁砧一旁卖呆。就看见一小团铁块,自炉中给用铁钳夹起来,放在铁砧上。杨师傅习惯性地将闪着火星的红铁块,从铁砧上拎起来,再迅疾地落下,用右手的钢锤,在铁砧的一边‘丁丁’敲两下子,徒弟的大锤,便不失时机地伺候上来。大锤合着小锤的锤点而动,假如是同一点上得反复使用重锤,杨铁匠的小锤便遐意地在铁砧便空击一下。有的时候,是大件铁团,徒弟手中的大锤,便呈360度地抡开来。那份惊天动地,那份畅酣淋漓,生活中的美,就在铁匠炉火旁边。

俗话说,长木匠短铁匠。铁块可以小一些,因为能够锤薄。而木匠的木料,则只好长一些方便,假如下料短了,便成了废料。

俗话又说,只有老铁匠没有老木匠。就是指,木匠活计繁重,老年人便做不来;而铁匠活,虽然抡锤拼命似地轮番狠砸,像是遇上不共戴天的宿仇似的,但大活都由徒弟给办了,老铁匠也只是悠然自得地抡小锤,不过,那可不是花拳绣腿。铁块锤成雏形后,还得回炉烧红,再使老大的钢剪,剪去额外的枝节,然后再包钢,淬火。若是锅铲,杨师傅便剪半块旧式的铜板,搁在锅铲上,压在铁匠炉的圆饼形的压板下,徒弟拉足了风箱,炉火由橘红色变得白炽。这时候,杨师傅使铁钳夹一小团稻草,压在炉火中的锅铲上,稻草‘轰’然一声,瞬间燃烧,迅疾地在锅铲上顺时针方向擦几回。那是乡村镀铜的实地操作。如此炮制,铁锅铲,倒有几分烔锅铲的外相。

杨铁匠有两个徒弟,稍微比我大一些,都是半大的小伙子,家乡话叫做半桩汉子。大徒弟跟我同姓,同姓不同宗,就是不供一个祖宗牌位,叫何辅什么的。小何师傅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似乎是把他青春的幻想和玫瑰色的梦,都转化在没完没了的‘叮当叮当’当中。他的长相,跟后来由农民工出道的那个相当有名气的叫王什么的演员几乎一模一样。每每看到那个说话带女人腔的王演员,人五人六地闹腾出许多桃色花边新闻,就联想到我那不同宗的本家何小铁匠的遭际。人生,那是命!

到了中午时分,小铁匠就撂下大铁锤,却更加忙起来,做些铁匠活以外的活计:做午饭。虽然没有灶台,但眼前的炉火正旺。他淘米,搁在一个遍体黑糊炭一般的钢精锅里,舀一大瓢井水,上头一般再放几块腊肉或者是其他什么咸味。肉香跟米饭的香味,随风飘得老远的,令人口水横流。吃饭了,还到鲍奶奶家门拐掏出来一个淡蓝釉色的菜坛子,里头无外乎是些腌白菜腌芥菜之类,有时候还有萝卜鲞和豆腐乳什么的。

他们很累,特别是在大夏天里,脸上的汗水一条接一条的,汗水淋将下来,一道又一道的,呈垂直并列平行状,某种程度上便淋去了依附在脸膛上的煤灰。因为十分忙碌,而且都是重体力活,难得的他们师徒几人能够一屁股坐将下来,狼吞虎咽地吃饭。

这阵子,本人胃口不太好,不由地就联想起当年杨师傅师徒三人的狼吞虎咽,真是有几分羡慕。俗话说,劳动过后的饭是多么香哇,在杨师傅当年的铁匠炉旁的场景,便是最好的注脚。

在1969年底,杨铁匠开始跟我的叔叔频繁接触。继而我们与他多有些交接。叔父出于谋生,在家做了一台打齿机,就是用那废旧的包装箱铁皮,剪裁好,用机器给冲出铁齿,用来弹棉花。杨师傅十分热情地掺和进来。他那是在旁门学艺,结果自己也就造出来一台打齿机。估计他在烔炀北街的铁匠炉,要么就交由徒弟代劳,要么就偃旗熄火。

当时,在烔炀小学旧址的西侧,有一大块空地,那里原来是我们家住宅地,几十间房子给‘风吹’了,生产队刚好在那里种上棉花。我们家那时候,跟三叔一家生活在一起,十三口人只有四间房子,便想着在老宅基地上盖几间房子。按计划,用泥土垒墙,用毛竹做桁条和椽子,上头铺油毛毡,再加盖洋瓦。那样的近似于茅屋的房子,按当时的造价,无外乎300块上下。

杨师傅对此很是上劲,就是十分有热情,甚至跟父亲和三叔一道去丈量房基地。几乎是在同时,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在那里做起来干打垒的房基,都准备盖房子。带头的是大队的王领导。上头便出面制止,那些付诸于行动的人家,徒自地破费了若干,至少是请人垒墙付出的烟酒饭食。

街面上传来闲话,说是杨铁匠要同我们家合作盖房。老杨听到那话,也没太往心上搁,也没见他生多大的气。

后来,我们家又倒霉了。杨师傅却继续着他的行当,并且他将原来的打齿机做了改进,买回来原装的包裹铁条,像电影胶卷的那样,宝蓝色,荧荧闪光,估计,他做得很成功。

那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乡下匠人,在本身业务上做得成功,却又跳前一步,设计操持新的行当,在一潭死水般的年头,应该是难能可贵的。怀念那些年头,脑海中依稀回响着杨师傅的铁锤‘叮当’,眼际就浮现出他当年的音容笑貌。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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