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击肉搏、群狼战术：古代海盗如何掠夺？

海上恶战
海盗使用大炮的目的，并不在于击沉目标舰船，而是要使其丧失移动能力，并大量杀伤其船员，以方便登船。因而，相对于炮弹可重达60磅（约27千克，这种炮弹能将木制船体击碎）的重型加农炮，海盗们更偏爱蛇炮（culverin）、半蛇炮（semi-culverin）以及猎隼炮（saker）等轻型火炮——这些火炮相对于加农炮来说，射程更远，速度更快，其5-15磅重的炮弹能够穿透船体，击碎弹道上的一切人和物，但是不至于将目标舰船击沉。由于海盗们操控的舷炮齐射通常来说相当不齐整——他们的纪律性远不如正规战船上的炮手——这一招并不总是能奏效。比如说，海盗船长罗伯特·库利福德（Robert Culliford）就通过惨痛的教训认识到，这种炮战有多么低效，其结果有多么难以预料：1697年，他的舰船“摩卡护卫舰号”（Mocha Frigate）追逐东印度公司商船“多里尔号”（Dorrill）达数日之久，与其展开了一系列持续数小时的炮战，却没能对“多里尔号”造成严重破坏，也没能拉近到足够距离以便登船。
一旦方向准确的火炮齐射和滑膛枪射击确实使目标舰船丧失了移动能力，并减少了防守方的人数后，接下来便是登船以及惨烈的近身肉搏。为此，登船人员通常喜欢使用短兵器，比如手枪、短弯刀、匕首和斧子之类的，这些是在狭窄空间内近身搏斗的理想武器。而防守方则会充分利用（或者说尽量充分利用，起码在开始阶段）长柄武器，例如长枪、长矛或者戟。毕竟，“对付那些想要跳过来，甚至是爬上来的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们至少保持一臂远的距离”。为了配合当时的先进武器，也就是手枪（从16世纪开始）、火绳枪（直到17世纪末）和滑膛枪（从17世纪开始），弓箭等更古老的武器因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仍被广泛使用：与当时的先进火器相反，它们不需要（干燥的）火药和引信来发射——这两样东西在茫茫大海上经常短缺。

被击沉的海盗船

海战是漫长而血腥的，这一点一次又一次地在大海上得到验证。1607年4月，此时的约翰·沃德正率领两艘突尼斯私掠海盗船在土耳其海岸巡航，寻找着猎物，结果他发现了威尼斯船只“雷尼埃拉和索德琳娜号”（Renierae Soderina）。这是一艘巨型的拉古萨式（argosy-type）大帆船，重约1500吨。在当时，500吨重的舰船便称得上是大型船只，而拉古萨商船确实是浮动的海上堡垒。这艘拉古萨商船远比沃德自己的桨帆船和快速平底船大得多，因此，沃德的小舰队朝着对方狂轰了三个小时的加农炮，寄希望于对方能因此投降。但是，遭到连续炮击的威尼斯船并没有降旗投降。相反，船员们聚集在船首和船尾的塔楼里，准备击退任何登船的私掠者。就在这个时候，沃德的两艘船发起了最后一轮链球弹齐射。威尼斯的官方事件 告描述了这次齐射的结果：
他们的计划是要形成恐吓作用，确实也完美地实现了，情况是这样：防守上层后甲板的海员中，有两人被一发炮弹击中。他们身受重伤——实际上是被炸成了碎片。剩下的人四散而逃，把武器扔在了甲板上，跑回他们自己的财物所在之处，全然不顾正在靠近的两艘敌船。
威尼斯船长无力平息骚乱并重整秩序，无奈之下只得投降。威尼斯船成了战利品，而幸存的船员和乘客很快便踏上了前往突尼斯奴隶市场的旅程。至于沃德本人，这次战斗进一步巩固了“海盗之王”的恶名。
几十年后，“高个子本”亨利·埃弗里也走上了人生巅峰。在接管了“查理二世号”［当时已经更名为“幻想号”（Fancy）］之后，埃弗里直奔阿拉伯海。他打算捕获沿着朝圣航线航行的印度船只，这条航线从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Surat）出发，途经亚丁湾，一直到红海边的吉达（Jeddah），如此往返。这些船只不仅载着数百位朝圣者，还搭载了不少丝绸和香料商人，据说它们是名副其实的藏宝库：
众所周知，东方人出行的排场是极其壮观的。他们会带上所有奴隶和侍从、华服和珠宝，船上满载金银，还有大笔钱财用来支付陆上旅程的费用。可见，如果能捕获这么一艘船，其收获是难以计算的。
当埃弗里赶到时，已经有另外五艘海盗船在这片区域巡游，他们的意图和埃弗里完全一样，其中一艘是“友善号”（Amity），指挥它的是另一位已经成名的海盗托马斯·图（Thomas Tew）。1695年7月，这支海盗舰队遇上了一支25艘帆船组成的朝圣船队。海盗舰队挑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大型舰船“法塔赫·穆罕默德号”（Fateh Mohammed），它属于阿卜杜勒·加法尔（Abdul Ghaffar），苏拉特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埃弗里让“幻想号”保持在安全的距离之外，同时远程开炮，迫使莫卧儿船员们低头躲避，另外两艘海盗船趁机冲了过来。很快，莫卧儿船长便发现自己被数十名凶神恶煞的海盗包围，他选择了降旗投降。从船上掠走的金银价值5万英镑左右，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大约相当于650万英镑。即便需要跟其他船上的海员们分享这笔战利品（但不包括托马斯·图，他战死了），对一天的辛苦来说也算不错的。更精彩的还在后面：第二天一早，独自行动的埃弗里（其他海盗船跟不上“幻想号”的速度）打算截击莫卧儿舰队的旗舰“无上珍宝号”（Ganji-Sawai）——这名字对于一艘属于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本人的船来说，可谓是恰如其分。
“无上珍宝号”并不容易得手：船上有大约50门火炮和400名火枪手来保护船舱里的财宝和高级乘客，它不可能不战而降。这场鏖战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最终，埃弗里的好运来了：他的一发侧舷炮击中了“无上珍宝号”的主桅杆，主桅杆连带着帆、绳索和角索倒了下来，砸中了不少船员和士兵。这个时候，一门火炮爆炸了，炸死炸伤了不少旁观人员，场面更加混乱。而真正决定性的时刻也到来了：吓破了胆的船长易卜拉欣·汗（Ibrahim Khan）仓皇逃下甲板，防守方的士气终于崩溃，海盗们这才得以登船。接下来，埃弗里的手下们有条不紊地穿过这艘巨舰的甲板，他们残忍地折磨乘客和船员，有的是为了取乐，有的则是为了逼他们交出藏匿的钱财。他们还强暴女性乘客们。这次的战利品足以让每名海盗船员都能获得1000英镑的分成——按照今天的货币，至少值13万英镑。
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炮击战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概括为：“先爆炸，然后登船和屠杀，如有必要，撤退然后重复这一过程。”1587年11月4日，英格兰私掠船长托马斯·卡文迪许（Thomas Cavendish）袭击了西班牙大帆船“圣安娜号”（Santa Ana），其整个过程便展示了这种可能性。700吨重的“圣安娜号”不是普通的船，而是一艘“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这种大型帆船专门用来运送跟中国贸易所得的利润，航线是从菲律宾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通常来说，这种马尼拉大帆船一年只航行一次，船上满载金银，一直堆到船舷边缘。卡文迪许有两艘船，一艘是120吨重、配有18门火炮的大帆船“欲望号”（Desire），另一艘是60吨重、配有10门火炮的“满足号”（Content）。他的小船队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这艘浮动堡垒，尽管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鹿号”偷袭“圣母无原罪号”的事件仅仅过去了十年，但显然，那起事故没有留下任何教训：跟从前一模一样，西班牙船上的火炮都被藏在了船舱里，以便腾出空间堆放货物，船员们也完全没有做好恶战的准备。既然没有交火的危险，卡文迪许决定不先削弱“圣安娜号”的防御便直接登船。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西班牙船员们守在船首和船尾的塔楼里，用长枪、戟和佩剑朝着登船的匪徒劈砍戳刺，以阻止他们强行登船；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保护严密的藏身处，用沉重的压舱石轰击低处的英格兰大帆船。在这次交锋中，卡文迪许手下有两个人阵亡、四五个人受伤，他不得不放弃登船的计划，暂时撤退。直到此时，他才决定要对“圣安娜号”进行所谓的“用我们的重炮和小炮弹重新打个招呼，一遍又一遍地轰炸它，炸死、炸伤他们很多人”。在经历了六个小时左右的轰击之后，马尼拉大帆船最终降下了旗帜，很多船员被炸成碎片，一度骄傲无比的海上堡垒也被炸成了残骸。
托马斯·卡文迪许对西班牙珍宝船上的英勇守卫者大加赞扬——而且，他也绝对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很多经历过此类遭遇战的英格兰亲历者都对他们对手的勇敢赞誉有加，那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战斗得高贵而无畏。英格兰加勒比海盗（兼作家）巴兹尔·林格罗塞（Basil Ringrose）便是一例，他描述过一场发生在1680年4月的战斗的全部血腥细节，其中一方是两艘载有60名加勒比海盗的划艇，另一方是三艘西班牙战船。最后，他总结道：“确实，要为我们的敌人说句公道话，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人能像这些西班牙人一样勇敢作战。”所有这些亲身经历的记载进一步驳斥了关于傲慢、懦弱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战船上的船员们要么立刻降旗投降，要么在为了面子而漫不经心地胡乱开几炮之后降旗投降的陈词滥调。正如历史学家贝内尔森·利特尔（Benerson Little）所说：“这些是西班牙人，而他们也不是童话故事般的当代海盗小说和电影里所描写的那群穿着紧身胸衣、戴着莫里恩头盔的蠢笨西班牙人。加勒比海盗们与勇敢的西班牙指挥官及其来自多个种族的船员进行过殊死搏斗，他们深知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不过，所有规则都有例外，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过的那样，皮埃尔·勒格朗就曾经对一帮粗心大意的西班牙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傲慢——发动过突然袭击。

一艘西班牙大帆船

高级海盗活动
另一种常见的策略，是数艘船像狼群一样聚集起来，集体攻击一艘船体更加庞大、装备更加精良的舰船。在17世纪，活跃于加勒比地区的早期海盗（仍然主要是法国人）会使用这种战术，他们有时候也会将其跟伪装与欺骗的手段结合起来使用，或者选定埋伏地点后实施闪电般的突袭。他们选用简单的独木舟或者更大一些的划艇，并且充分利用娴熟的枪法，围住目标舰船，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解决掉船员。他们尤其会瞄准甲板上的官员和舵手，以此破坏对方的指挥系统，迫使舰船无人操纵。
类似的群狼战术在东方海域也颇受欢迎：当地的海盗船无论是规模上还是火力强度上，都无法跟他们遭遇的中国和西方舰船相提并论。棉兰老岛的伊拉农人、苏禄群岛的巴兰金吉人（Balangingi）以及婆罗洲（Borneo）的海上达雅克人（Sea Dayak）等马来海洋民族就有这样的名声：如果伪装与欺骗的手段没能奏效，他们便会用这种方式无情地攻击他们遇到的几乎所有舰船，而且绝对不会饶过船上任何一个欧洲人的性命，无论这些欧洲人是否抵抗。“几乎所有”是指他们通常会避开那些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向中国运送鸦片的大型帆船以及装备精良的东印度商船，这可能是英格兰航海家兼作家乔治·温莎伯爵（George Windsor Earl）为什么会——带着他那个时代典型的帝国主义偏见——认为他们“懦弱而残忍”的缘由，他曾在1832-1834年航行前往东南亚，在新加坡一带遭遇过马来海盗。至于其他类型的船只，一旦航行经过这片海域，就必须得提防这些海盗，他们的舰队有30-40艘快速桨船——称作“马来快船”（prahu），每艘船上载有100-15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配有一些加农炮以及可旋转的火炮。
如果马来海盗选择进攻，他们通常会先用己方的几十艘船从四面八方将猎物围住，同时开炮，通过击毁船舵或者击落帆桅、索具等手段制服目标。在一些情况下，如果风向有利，个别运气特别好的船可以设法甩开追赶者，从而逃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恰好附近有战舰，那么它们也可以赶来救援。例如，1838年5月，一艘中国大帆船正被六艘大型伊拉农快船追逐，海盗船顶着炮火快速逼近。英国单桅帆船“狼王号”（HMS Wolf）的出现救了这艘中国大帆船，更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蒸汽外轮船“戴安娜号”（Diana，开启蒸汽时代的先驱之一）的出现。“戴安娜号”航行不依赖风，它可以随意超越马来快船，迅速地将整个海盗舰队及其船员送下深深的海底。但是，像这样运气绝佳的脱逃很少见，大多数时候马来快船都能追上逃跑的舰船。接着，伊拉农海盗便开始朝着这些倒霉船只的甲板扫射，一边精确操控滑膛枪的射击方向，一边向目标扔出抓钩，以便将其拉近、防止其脱逃。登船时，他们用长矛和坎皮兰剑（kampilan，一种单刃剑）砍杀守卫，一边发出“惊人的喧闹声，他们大声喊叫着，处于一种吓人的有点恍惚的状态……交战时发出的尖声嚎叫，常常让那些缺乏纪律、训练不足、拿钱办事的商船船员心生恐惧，以致他们保护不了自己，也保护不了他们的船只”。

一艘典型的中国大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