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发明了哪些别具特色的治河方法？
宋代治河无长策，最坏的就是夹入党争的成见。一百六十余年当中，泛滥到徐、泗的有了六回，受自然条件的阻碍，又缺人工改善的补救，黄河南徙，已到山雨欲来的境地了。宋人偏重理论，蔑视现实，“北流”“东流”经过甚么地方， 都没留下明确的记载。但已晓用水匮（广义的水库）蓄水助运及植树保堤，可惜水匮制度，未尝用以治河减洪。
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癸酉，河决商胡埽”。决水大致经今大名、馆陶、清河、枣强、衡水至青县由天津附近入海，形成一次大改道，宋人称其为“北流”。作“北流”。它的河口在现时的天津，自从王莽河绝（11年），河口自天津移向山东，经过一千零三十七年，再次走上天津出海的路，可算是黄河变迁中较为重大的一次。
河决商胡后，宋人的对策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主张恢复横陇故道（如贾昌朝）；一种主张纳河水入六塔河，然后引归横陇旧河（倡自河渠司李仲昌，即李垂的儿子）。两种对策都是要挽回北流，复走京东故道，实际上可归并而为一。对于恢复故道的办法，欧阳修曾屡次上书反驳，其意主要为，故道已经因河水冲刷而平，难以恢复。当时的宰相富弼则主张开修六塔，但是决口之日的当晚，塞口复决，这个引归横陇旧河的提议，也在此就罢。
又嘉祐五年，于大名，河决出一条二股河，宽两百尺，下流接四界首河，为与商胡的北流区分，宋人称之为“南流”。接连两次的河道大变，引起了宋人的重视，当时的治河策略主要分为三派：
一、在恩、冀、深、瀛各州筑生堤三百余里，堤基距离河身远的或至八九十里，专门用来抵御河水的漫流。
二、“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寨，经乾宁军、沧州等八寨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寨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天所以限契丹”，这也是维持北流的一派。
三、“开二股以导东流”。即“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当时，司马光赞同这一方法，但认为缓进更为稳妥，但神宗急于求成，在熙宁二年八月，就讲北流封闭。但后不久，闭口不远处再次发生溃决。北流封闭后，水患严重，至熙宁四年，二股河的上游已经淤塞三十余里，水流不顺可想而知。
宋人并没有意识到东流的问题，反而在雨季河水东出的时候，继续坚持回河东流，导致一次次的涨水溃决，北流的封闭最终导致，元符二年河从内黄冲决，东流断绝。
除去以上，宋人还提出了其他的治河主张：
甲、以经义治河这本是汉人的见解，但经魏、晋、北朝以至唐，河患并不严重，此调久已不弹了。宋人多偏重理论，忽视现实，所以这一套论调又旧本翻新，首先提出的要数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年）的李垂。他曾写《导河形胜书》三篇并图，大意是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县北析一渠，正北稍西迳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书过洚水，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海”；其实行方法，则自滑州以下，把黄河分成六派。大致来说，是一种分流的计划。后来元符三年张商英所拟“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也是采李垂计划的一部。
乙、治遥堤乾德二年将治古堤，议者以旧河不可卒复，力役且大，但诏民治遥堤以御冲注；太平兴国八年，命使者按视遥堤旧址；又大中祥符七年，诏罢葺遥堤以养民力。这些都是向遥堤着眼的。后来南宋程大昌极力支持这一方案，主张弃田徙民，他说：“国朝乾德、兴国、祥符之间，三尝讲求遥堤，独兴国诏书为详，曰：河防旧以遥堤宽其水势，其后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以盛溢，则罹其患，遂遣赵孚等条析堤内民籍税数，议蠲赋徙民，兴复堤利。圣意究知害源，锐意复古，千世一时也。”
丙、分水势于治遥堤相对，赵孚提出分水势的建议，这一建议与李垂的意见相同。不同的是，李自经义出发，赵的建议这从现实出发，所分流的数量也有所不同。李垂治河作六支，都以渤海为出口点，这拟分作两支，一向渤海，一向黄海。
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宋人的治河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别具特色的治河方法：
甲、埽岸
埽的名称，《宋史》才见，但并不是说，宋人首先发明，它无疑是西汉王延世所用竹落的演进。《宋史》九一说：
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凡伐芦荻谓之芟，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辫竹纠芟为索。以竹为巨索，长十尺至百尺，有数等。先择宽平之所为埽场；埽之制，密布芟索，铺梢，梢芟相重，压之以土，杂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贯其中，谓之心索，卷而束之，复以大芟索系其两端，别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数丈，其长倍之。凡用丁夫数百人或千人，杂唱齐挽，积置于卑薄之处，谓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阂之，复以长木贯之，其竹索皆理（埋）巨木于岸以维之。遇河之横决，则复增之以补其缺。凡埽下非积数叠，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马头、锯牙、木岸者以蹙水势护堤焉。
乙、浚川杷
熙宁中，“有选人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以为可用而患其太轻，王安石请令怀信、公义同议增损，乃别制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或谓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虽数往来无益，水浅则齿碍沙泥，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用之”168。这种杷的制造，从现在科学眼光来看，当然是极之幼稚，但世界上任何机械，何尝不都是从最粗制而渐进为精美。明刘尧诲《治黄河议》所说：“使各该州县各造船只，各置铁扒并尖铁锄，每遇淤浅，即用人夫在船扒浚”，与及近世的浚河机船，更何尝不是由浚川杷演变出来。如果当日治河的员工肯用心研究，加以改进，对于疏导工作，必有些帮助。《锥指》四〇下“浚川之杷，几于以河为戏”的批评，那无非我国某些人忽视劳动的表现，不批评他们不知改良而批评他们要试用，这是我国机械学不能进步的一种大大障碍。
丙、治河责任的普及
《河渠志》称，乾德“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屡决，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并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是月，诏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开宝五年十月，诏“自今开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员，以本州通判充”。咸平三年，“诏缘河官吏虽秩满，须水落受代。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县令佐迭巡堤防，转运使勿委以他职”（《宋史》九一）。元丰七年，“北京帅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而钱谷禀转运，常平归提举，军器、工匠隶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属都水监，逐司在远，无一得专，仓卒何以济民？望许不拘常制”（同上九二）。又大观二年，诏“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可上户出钱免夫，下户出力充役”（同上九三）。从这些材料来看，我们可得到一个教训，即是沿河的官史、人民，都要担负着保护河道的一部分责任，而指挥、保护的事务，却要有人专其成，大约治河的行政，到北宋才开始走上轨道去。
丁、河堤种树
隋炀帝于通济渠岸旁筑御道，种柳树，似多为个人享乐起见。宋开宝五年，“诏曰，应缘黄、汴、清、御等河州县，除准旧制种蓺桑、枣外，委长吏课民别树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户籍高下，定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民欲广树蓺者听，其孤寡茕独者免”（《宋史》九一）。重和元年，“诏滑州、浚州界万年堤全藉林木固护堤岸，其广行种植以壮地势”（同上九三）。又太宗时，王嗣宗通判澶州，并河东西植树万株，以固堤防（同上二八七《嗣宗传》），那末，宋人一般已了解得植树来保护堤岸了。
书名：《黄河变迁史》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出品方：华章同人
书系：华章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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