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交界处的太浦河。
35.8万平方公里、22.5万平方公里、2400平方公里、660平方公里……说起长三角一体化，这四个数字必须要知道。第一个数字是全域面积，包括三省一市(苏浙皖沪)共计41个城市；第二个数字是中心区，只有27个城市；第三个数字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只包括3个县；第四个是现行启动区，只有5个镇。从地图上看，面积约2400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只占长三角地区很小的一部分，但作用却非常重要。因为毗邻，它像一颗铆钉，把苏浙沪牢牢锁定在一起。这也正是逐渐缩小的数字背后暗藏的逻辑：推动一体化发展，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示范区不仅是整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抓手，也是探路者。其现状如何？有哪些经验？
一体化发展 毗邻地区有哪些空间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部署，要把深化川渝毗邻地区合作作为重要抓手，支持打造一批合作先行区、示范区和协同区；协同重庆加快建设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为推进成渝地区统筹发展探索新路、作出示范。
在中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中，长三角地区经济融合发展程度高，一体化发展基础好。其中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一体化发展先手棋，正在着手闯出一条“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的新路。
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如何向长三角学习，一体化发展怎么抓？政府和市场如何分工？跨省园区如何建？四川日 全媒体特别 道组深入苏浙皖沪三省一市毗邻地探寻——
一纸规划引发的裂变：
三地交界处建“水乡客厅”，河长不再只管一段
8月12日，从嘉兴市嘉善县城一路向北，近半小时后，高楼厂房逐渐消失，代之以成片湖泊和碧绿稻田。50分钟后，我们抵达西塘镇钟葫村，横亘在眼前的是太湖流域最大的人工河道之一——太浦河。50公里长的太浦河，西起太湖，一路流经苏州吴江、嘉兴嘉善与上海青浦等地，最终东入黄浦江。这里的一块界碑，连接三省市。界碑以西，是江苏省黎里镇的伟明村；北边则是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的新池村。由于远离市中心，尽管苏浙沪的制造业都非常发达，但这儿看不到一点城市和工业化的气息。变化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明确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原本无人问津的钟葫村一跃为焦点。按照规划，未来示范区还将在三地交界处建30-40平方公里的“水乡客厅”，面向全球征集方案，将其打造成为体现示范区生态绿色理念的功能样板。看得见的变化已在悄然发生：嘉善公交卡可以坐上海地铁，上海名医定期跨区域来此坐诊……去年12月，钟葫村村民顾峰发现上海医院能刷嘉兴医保卡了，“异地就能结算 销，省时省力。”生态保护是另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去年10月30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协同治水正式启动，苏浙沪创新设立联合河长制度。联合河长们的巡河范围就不再只局限于自己辖区，大家还不时交叉巡河，发现问题就在微信群拍照留言，互通有无。之前的老大难问题，现在一下解决了。
□点评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胡坚：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到齐抓共管，一体化发展的转折点和关键点首先是人心齐，也就是思想上有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离不开党委政府的倡导。所以，规划先行，高层推动，对于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
一条断头路引发的思考：
欲接“断头”，先得“碰头”
示范区执委会的办公地点位于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从此往西驱车半小时，就来到江苏上海之间的界河元荡河边。河西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岸是上海青浦区。元荡河宽不过两百米，只要有座桥，步行过桥只需几分钟。河两岸，东边的上海修了一条东航路，西边的江苏有条康力路。然而，两条大道，都在距离元荡河岸边几百米的地方戛然而止。而两岸村庄，数万人要走动，得绕行20多公里。“一眼看得见，走路要半天。”把“断头”的两条路合二为一，人们不是没有想过，甚至不需要多少钱。但问题是，“项目虽小，难度很大。”执委会负责基础设施的一位同志介绍，不要小看一条断头路，就因为涉及跨省，难度就大了。首先是根本坐不到一起，没有这个沟通协调的机制；其次，各自的标准也不统一，一方原来是两车道，一方是四车道，一方有绿化带，一方没有；再次，钱怎么出，标怎么招？一大堆问题挡住了这条路，也阻隔了两边的数万居民。示范区获批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上海、浙江和江苏三省市联合派员成立理事会，下设执行机构执委会，执委会下设综合协调组、政策法规组、生态和规划建设组、营商和产业发展组、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组。其中，生态和规划建设组的一大职能就是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经过前期的摸排调查，包括东航路等几条断头路被“拎”了出来，列入第一年的建设规划。今年初，东航路和康力大道连接工程项目正式动工，9月就将正式竣工通车。“沟通协商的过程很艰苦。”据参与前期沟通的同志介绍，尤其是在路的标准问题上，一开始双方分歧比较大。“第一次肯定艰难，但今后就对了，照着这个模式干。”
□点评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社会发展组副组长吕军焘：实现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要充分发挥区域协调机制的作用。其中包括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合作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等。机制的本质是共同的行为规范，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大家一起商量，谋定后动。先有机制，后有项目，而不能相反。
一道“门缝”折射的策略：
一体化发展，要循序渐进
□点评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社会发展组副组长吕军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战略，涉及面广，任务多，实际推进过程中，要小切口进入，循序渐进，从易到难，由点到面，这是一种策略。
对话操盘手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魏陆：
一体化发展 顶层设计最重要
谈基础
是市场、政府、公众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魏陆：都是国家战略，京津冀讲究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强调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而长三角所承担的使命是一体化，这是最高水平。
魏陆：核心是有基础、有可能。因为这个区域市场化程度高、合作基础好。而政府层面，2008年起长三角就实行了决策、协调、执行三级合作机制。可以说，这是“有形之手”“无形之手”、公众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是有需要，长三角地区发展到这个阶段，有些层面，特别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原因，为经济层面，尤其是产业层面的一体化发展形成了掣肘。要继续往前走，就必须冲破这些藩篱。
谈规划
顶层设计最重要，特别注重市场主体的意见
魏陆：城市群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地区间的城市格局、经济基础、协作程度虽不同，但也有可复制的经验可循。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顶层设计。特别是涉及跨省协同发展，没有清晰的思路和规划，后面无法压茬推进。
魏陆：政府层面，要征集三省一市多方多级的诉求和意见，这个工作量是翻倍的。征求意见，我们就做了两次，收到的268条反馈意见绝大部分被采纳。除了省级层面，我们还积极对接地市政府，毕竟规划落实要落到他们头上。一体化涉及方方面面，很多工作各方无法立即达成共识。规划过程中，有的事要超前谋划，比如5G先行先试、城际市域铁路网规划；但是有的事情也不能一蹴而就。《行动计划》包括32项重点合作事项，300多个具体任务，有的四方并不能完全达成共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一个原则，有共识的事情就具体写，尚需协调的，比如太浦河后续工程，就写清原则，在探索中推动落实。在规划的编制上，我们特别注重市场主体的意见。因为规划这事儿还不能光政府说了算，我们进行各种制度设计，最终也是为市场要素流通打通堵点。让企业在长三角一体化问题上充分发声，表达各自的利益，以保证一体化的思路和方案从最初设计开始就符合市场规律。
谈落实
从小处着手，先闯出一条路
魏陆：反观长三角探索一体化的进程，会发现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分步实施的。我们在面上做好顶层设计，也有专题组，实践中又从小处着手。与其把一个个问题想清楚，不如先闯出一条条路。一方面，小才有着手点，小才有突破口。《规划纲要》正式实施以来，我们打通了不少断头路，打通沿海、沿江等交通大通道，实现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建了一批合作产业园区……目前能突破的都在紧锣密鼓推进；财税分享、生态管理、深度的公共服务政策，也在逐步探索。啃硬骨头不能一蹴而就。在解决小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磨合，交流创新，相信对硬骨头的解决也有促进作用。
小切口看长三角
安徽的“克隆版”苏州工业园是如何跨省复制的
这个产业园区由苏州中新集团和滁州市政府合作共建，也是大名鼎鼎的苏州工业园走出江苏的首个省外合作共建项目。2012年4月开建，园区36平方公里，借鉴了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理念，相当于苏州工业园的“克隆版”。近年来，这里迅速发展成为滁州市东部产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2019年成为省级高新区。跨省共建园区飞速发展，有哪些经验可循？
苏滁跨省“牵手”
在园区规划馆，两张饼状图清晰展示了“双主体”管理运行机制。管理主体为园区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中新集团持股56%、滁州城投持股44%的开发公司，作为开发主体。管理主体和开发主体时常对接沟通，双方着手建立了“一会两委”工作机制，即定期召开管委会、开发公司联席会议，成立招商引资委员会和国土规划委员会，重大事项坚持共同协商、共同决策。
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改规划
【故事】
“星期天工程师”的回忆
作为长三角地区首批“星期天工程师”中的一员，刘忠云至今记忆犹新。
刘忠云194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4年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毕业后，进入当时全国最大的开关厂——上海华通开关厂担任技术员。
为规避风险，刘忠云想了个对策：每次外出挣的钱，全部上交给单位。而单位将所得收入的70%上缴工会，剩下的30%再四六分成。刘忠云回忆，那时每逢星期天，只要穿戴整齐、拎包往郊区和长三角跑的几乎都是“星期天工程师”，随着1988年初《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印发，“大家开始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利用周日兼职工作。”在鼎盛时期，上海有四五万名“星期天工程师”，从最开始的按件付费，到按月或按年支付费用，再到参与项目、技术转让获取 酬，“星期天工程师”提供服务的方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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