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走路（散文）

中秋节期间阴雨连绵，天地都是湿漉漉的，就连楼道也变得湿漉漉的，到处潮湿冰凉。随之而来的是右腿从骨头缝里渗出的生涩酸沉，走路竟有些瘸了。瘸了两天，老同学电话约饭，我向她说了状况。她的颈椎腰椎都有毛病，是个久病成良医的主儿，分析了各种可能后说，不会是你小时候的腿疾复发了吧？我激灵一下，随即说，不会，疼法不一样。

“疼法不一样”，然而，真的不一样吗？我拼命往大脑的沟回深处钻，试图在尘封多年的记忆里找到当年的切身感受。可惜还是老话说得准，好了伤疤忘了疼。疼感是想不起来了，老同学的话却像揪住了一个线头，把那段经历牵丝拉线般细细碎碎地扯到了眼前。

那是我人生的一道坎儿。

一?晴空霹雳

小时候，妈妈常说我不好好走路。

我出生在郑州市上街区，是郑州铝厂子弟。那时大厂子弟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路从子弟幼儿园上到子弟小学，从子弟小学上到子弟中学。上学难是不存在的，流水线般的升学，你要面对的也就是高考这一关。如果你如今经历过家进幼，幼升小，小升初，中招，这一路堪比西天取经的打怪升级，就会特别怀念那个年代。

本来我也是顺理成章如此这般，但我的流程在1982年磕绊了一下，就像磁带在录放机里绞了带，音箱里传出扭曲滞涩的音符，充分体现了主人公命运的突变，预示了今后道路的坎坷。

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混在外婆家。爸爸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市里工作。我们铝厂的人都管郑州主城区叫市里。这个称呼除了体现我们身在市外的距离，还代表了繁华与热闹。上街区距市里四十公里，只有一趟11路公共汽车，爸爸每两周回来一次。妈妈在铝厂上班，放学后我就近的去处就是外婆家。在老旧的苏式三层家属楼里，和邻家同龄的几个小女生玩，幽暗的门洞就是我们的一方天地。

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台播出了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剧中小鹿纯子的绝技就是跳起来在空中翻个筋斗再扣球，这样的扣杀号称“晴空霹雳”，对方是绝对接不起来的。我们这群小学低年级女生瞬间都成了迷妹——过家家没有了，跳皮筋没有了，摸瞎子没有了，一水儿地在楼道墙壁上苦练摸高跳，为下一步练成“晴空霹雳”做准备。

那段时间，我们放学后就聚集在一起比谁跳得高，晚上回家就抱着黑白电视机追剧，第二天继续练。我们坚信，只要有毅力，我们也能练成“晴空霹雳”。练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蹦的这点高度，一点没有小鹿纯子在空中翱翔的感觉。

一番商议后，我们换了训练方式。既然学不了“晴空霹雳”的飞身跃起，那就学后边的高空落地吧。我们开始从楼梯台阶上往下跳。先是从三级台阶上往下跳，练稳了三级又跳四级、五级。不得不说，从高处飞身而下稳稳落地的感觉还是挺爽的。但到了楼梯拐角处，最高是六级，很多女生就不太敢跳了。

我个子矮，前期摸高跳都是最低的，从高处往下跳可不能再输了。当一个高个子女生从六级台阶飞身而下，获得大家的惊呼后，我豪气冲天地登上了六级台阶。胸前的红领巾鼓励我:大个子能完成的，小个子一样能做到。虽然我身高有局限，平衡性还不错，六级台阶一跃而下，平稳落地，并没有出现磕断门牙之类的糗事。

电视剧一集一集地播，我们就那么乐此不疲地玩儿。剧集播完了，我们也玩儿腻了。童年的光阴不都是这样消磨的吗？

那年冬天，我的右腿开始疼起来。最初，我妈没当回事，早上照样撵我出去跑步。我打出生起就爱生病，我妈为了让我锻炼身体，每天早上让我绕楼跑三圈。后来我一直说腿疼，我妈终于相信我应该不是装疼躲跑，就带我去了职工医院。骨科大夫在我腿上按按敲敲，没看出啥毛病，说，没事，小孩子活动量大，有时腿疼是正常的，过几天就好了。

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晴空霹雳”来袭的前兆。

二?市里求医

几天后，在体育课的例行跑圈中，体育老师看到我一瘸一瘸的跑姿，把我叫下场了。

妈妈打电话把爸爸从市里叫了回来。爸爸到学校接我，看到他我开心极了，老远就一瘸一瘸地跑了过去。爸爸急忙喊我停下，迎上前抱起我，一直把我抱回家。

爸妈又带我去职工医院，拍了X光片。黑漆漆的片子上两根白森森的大腿骨，我一时间被自己的骨头震慑住了，没注意到爸妈脸上愁云密布。

院长和骨科主任反复研究片子，仍然没看出什么毛病，就建议爸爸妈妈带我去市里看病。

爸妈带我去了河南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去那里求医的人，几十年前就像今天一样多。骨科大夫问了痛点和疼痛情况，又让我拍了一张髋骨片子。片子出来后，大夫看了一会儿就开始写病历和处方:右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服用钙片、鱼肝油。妈妈急切地问，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啊？大夫说吃一段时间药看看吧，说不定以后得动手术。大夫说完就看下一个病号了。

现在网络发达，不管多离奇的病症，大家在网上一搜，病因、病况、治疗方法都有相关信息，可在当年，我们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

回到上街，爸妈急忙去了职工医院，找到骨科主任，想问问这种病的情况。毕竟是自己厂里的医生，至少能详细讲解一下。骨科主任反复看片子做比较，认为不可能是股骨头坏死，他说虽然从未见过这种病例，但觉得片子上左右两侧股骨头没有什么明显差异。最终，他建议我们再去河医二附院复诊。

爸爸不想再让我跟着跑，自己带着片子去了河医二附院，找到了一个权威大夫。大夫很慎重，带着一群实习生反复测量比较，在我的病历本上写下一行字:右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多了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让人十分纠结，把父母的心悬得高高的，寝食难安。爸爸愁眉紧锁，并不多言，我妈就不能淡定了。她开始数落我，不该从楼梯台阶上往下跳，别人都不敢跳就你傻乎乎地跳。从小就不好好走路，平路不走，路边有个坡啊水泥管子什么的，一定要在上面走……她当面凶我不懂事、把腿跳坏，背后不知抹了多少眼泪。

妈妈不曾读过儿童心理的书，她不知道，小土坡就是我跋涉的崇山峻岭，水泥管子在我眼中就是奥运赛场上的平衡木。大人们永远不能理解孩子战胜眼前“艰难”的胜利感，当然，孩子们也永远不能理解，能在平坦的道路上好好走路是多么简单的幸福。

三?要不要手术

妈妈托了很多关系，辗转联系上郑州市骨科医院的院长。院长是中医名家，父母寄希望于中医能确诊并治疗。

我们去了名医的家。老先生很热情，问了病情后，让我来回走了两趟，然后让我躺在沙发上，手掌对着我的脚掌，迅速向前一推，我屈膝的同时“哎呦”一声叫起了疼。

中医不愧是博大精深的国医，仅仅几个动作，老先生就十分肯定地说，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中医称之为“扁平胯”。爸爸妈妈企盼地问治疗方法，老先生开了中药方子，要求我以后拄双拐走路，避免坏死的股骨头继续被压迫而使病情恶化。

我舅舅当过兵，复员后在铝厂保卫科工作，却有一手好木工活，他结婚时的家具都是自己打的。舅舅听了情况，当即就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副小拐杖。

我竟然有了一副小拐！本来我已经被禁止下地走路了，现在有了它，拄起来能走路，架起来像机枪，多威风啊。当然，我也好久没上学了，学校是个能去时不想去、不能去了又想念的地方，拄了拐我就能上学了，还能在同学们面前显摆一下我独一无二的双拐。

我迫不及待地想出门演练一番，爸妈却推三阻四总是不肯让我下地。终于有一天，他们同意我跟随他们一起出门去买菜。我试了几步，觉得自己完全能掌握，就迈开拐大步向前。木拐捣地的声音很清脆，我尽量让这声音听起来有节奏感。我对自己能成功拄拐很得意，回过头兴奋地叫爸妈看我，想得到他们的表扬。却看见我妈背过身捂住了脸，叫她也不应声，爸爸强作笑颜，说，把拐杖给妈妈，还是爸爸背你吧。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练习，就以爸爸背着我，妈妈扛着拐回家告终。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那副拐。

后来我才知道，中医老先生主张我拄双拐走路，直到股骨头完全硬化，即便如此将来也会落下残疾，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他说中医目前还没有理想的治疗方法，建议爸爸再找西医。

爸爸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他开始给全国各大医院写信。职工医院的骨科主任说天津医院“文革”前曾专题研究这种疾病，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爸爸就首先给天津医院写了信，然后是北京市骨科医院，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上海市骨科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广州市骨科医院……全国有名的大医院几乎写了个遍。

在等待回音期间，他们也没有闲着，不断向人打听省内名医。后来又联系上了骨科医院的骨外科主任，据说是西医权威，爸爸想，既然中医已经无能为力，那就看西医如何吧。

主任看了我所有诊断病历，进行了认真检查，提出了新诊断:他认为我的腿是内收肌紧张造成的疼痛，住院做个小手术，把内收肌切断就好了。爸爸问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主任说不影响。

这时，全国各大医院都陆陆续续回信了，有的说他们医院目前还没有治好股骨头坏死的病例，有的说他们医院可以试验治疗，只有天津医院一位卢大夫回信说，让把我的X光片寄过去。

爸爸立即寄出了我的X光片。可是眼下怎么办？还要不要手术？几番纠结后，爸妈决定让我手术。我想，他们内心深处，一定是十分企盼我在这个小手术后就能正常走路的。

我住进了郑州市骨科医院，六个人的病房，只有我一个小孩子，大家都挺同情我。

在我昏迷的八个小时中，爸爸还闹了一场乌龙——看我迟迟不醒，爸爸就试了试我的鼻息，居然没有气！爸爸大喊一声“没气了”，冲出病房跑向护士站。护士们听到我爸的叫喊，一片慌乱。她们把氧气瓶推进病房时，我妈还在地上瘫着呢。护士长跑在最前面，一把掀开被子准备抢救，却看见了我缓缓起伏的小胸脯。

护士长训我爸一惊一乍，差点把全护士站的人吓死。我爸一边道歉一边谢天谢地谢人，捎带着搀扶起仍旧腿软的我妈，并收获常识一条:全麻状态下的小孩子是感觉不到鼻息的。

世间事总归就是两种情况，要么赶巧了，要么赶不巧。还没有拆线，就收到天津医院的第二封回信。爸爸惴惴不安地拆开信，得到了让他们无比心痛的消息:确诊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X光片显示正处在第一期，可以保守治疗，正确的方式是打上石膏，绝对卧床。并说，这张X光片是两个月前拍的，现在病情肯定又有发展，要求立即再拍一张片子寄过去。

第二张片子出来，爸妈都吓坏了，片子上明显可见右侧股骨头萎缩，塌下去一截。

四?传说中的大城市

快过年了，大部分人都出院了，病房里冷冷清清的。这场乌龙手术的阴霾笼罩着我们。

办了出院手续，坐公共汽车去火车站转乘11路。老式公共汽车最后一排是长条木椅，我歪坐在上面倚靠着妈妈，伸着手术后的右腿占了一个位置。一位大爷上车后跑过来想坐，妈妈解释说我刚做过手术，腿不能动。这时，汽车经过铁路口颠了两下，我疼得哎哟一声，两行泪涌了出来。旁边乘客见状，赶紧吆喝司机师傅慢点开，孩儿刚开过刀，别再蹾住了。

盼了一年的春节到了，那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春晚，给千家万户带来了欢笑。我却只能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鞭炮声和小孩子们的欢叫。我家没有电视机，外婆家有一台十四吋的，舅舅房间有一台十八吋的，是他结婚置办的“大件”。可那时我连路都不能走，更别说去外婆家看电视了。我渐渐意识到这场病意味着什么，开始忧伤。

妈妈厂里的同事、熟人们、外婆家楼里的老邻居们，都来看望我，她们问我的病情，说得最多的就是，为什么我会得上这种谁都没听说过的病。有的说是蹦楼梯，可那么多小孩儿都在蹦，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得了病？有的说是营养不良。那时我家生活条件也确实不好。爸爸要给农村老家的奶奶寄钱，妈妈也要给没有工作的外婆生活费，爸妈两地分居，比别人家一个锅吃饭开销要大。不管怎样，我成了反面教材，谁家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着玩，都会被大人制止，并迅速举出我的病例。

明知道也许没什么用，但中药汤还是每天都在熬。每次喝药前，我都愁眉苦脸地问那重复了无数遍的话:是不是喝完药我的腿就能好了？只有得到保证，我才能鼓起喝苦药的勇气。

我家住在铝厂家属区比较边缘的四十二街坊，地势较高，西临大马路，夜里能听到跑长途的大货车怪兽般一冲而下的呼啸声。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去把药渣倒在大马路上，据说这样能使疾病离开。

年后，收到了天津医院的第三封信。卢大夫在信中详细说了病情，我的病情已经发展到第二期了，第二期和第三期是手术治疗期，第四期就是晚期，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不过天津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来天津可能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住上院，如果河南有条件，最好在河南手术。

爸爸跑遍了郑州各大医院的骨科，都表示没有治过这种病。就只有去天津了。可是，因为上次手术那场虚惊在妈妈心中留下了阴影，她不想让我再动手术，怕出意外，说即便将来残疾了毕竟我还有女儿。爸爸则主张手术，说毕竟是髋部手术，即便出现意外也不会危及生命。他们还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虽然才八岁，已朦朦胧胧意识到如果医治不好，我就终生不能走路了。

我说，只要能治好我的腿，我情愿再挨上一刀。

爸爸为这句话表扬了我。

天津，好遥远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并且是去小伙伴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十分兴奋。而爸妈对未知的结果心事重重，与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火车上睡觉，在餐车上吃饭，一切都很新鲜。只可惜吃的是我最不爱吃的面条。身为河南人却不爱吃面条，我对自己表示遗憾。我们坐的是郑州至北京的K80次列车，列车长阿姨长得漂亮还特别和蔼。她得知我们要去天津治病，爸爸背着我、妈妈扛着所有行李，很不方便，就没让我们出站，直接把我们领到另一个站台，送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在北京站转车时我还骄傲了一番，这是课本上的、有天安门的、伟大首都北京的土地啊！但其实我的脚并没有机会挨着地面。

到了天津，车站里的人越发多了。大厂子弟，见过上万工人下班涌出厂门的场景，对挤挤拥拥的人潮倒也并不稀奇。但是其中居然有两个头发皮肤和我们都不一样的外国人，这就稀奇了。

连大大领着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他家。他家在一个胡同里，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小平房只有十几平方，十分简陋，靠墙一张大床，靠门一张小床，几样简单家具。进了屋，我被安排在床上，照旧是不许下地。

连大大在屋外的小煤炉上开始张罗饭，爸爸去胡同口买了点熟食和菜。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就挤在这样一间小屋里度过。

连大大是天津搪瓷模具厂的厂医，为人爽快，说话做事干脆利索。他喜欢写一些医学科普类的文章，因此和爸爸工作的杂志社结了缘。爸妈觉得给我治病不是短期的事，挤在他家里不合适，想去找找便宜的旅店，可连大大坚决不许，说白花那钱干嘛！你们给孩子治病，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哪！连大大的口音我觉得十分有趣，到天津时间虽短，我已迅速完成了从河南的“啥事儿”到天津的“嘛事儿”的转换。

爸爸不想让连大大请假，要自己带我去天津医院，连大大却说，在介?（这）?地方要让你们自己摸去，还要我有嘛用！领着我们就上了公共汽车。

到了天津医院，找到了那位热心肠的卢大夫。卢大夫领着我们去住院处登记，又去放射科拍了一张X光片。连大大留下了他们搪瓷模具厂的电话，让卢大夫一有床位就赶紧打电话通知他。

五?生活在别处

下午，爸妈要去附近转转，熟悉一下周围环境，买菜、做饭。因为卢大夫嘱咐过让我吃鱼肝油和钙片，要多晒太阳，他们就在平房门口放了把椅子，让我坐在那里晒太阳，不许下地走动。

我在椅子上拧来拧去百无聊赖，烦恼自己不能跟着一起去，又盼着他们赶紧回来。可他们也不知转到哪里去了，隔壁邻居家一个小姐姐都放学了，他们还没回来。

那个小姐姐家平房外加盖了一间棚屋。她进了棚屋，把门大开着，这样屋里就不那么黑了。她在屋里的小木桌前坐下，打开书包。看来是要写作业了，可是她东翻翻西转转，削削铅笔喝喝水，总是不进入正题。

这小姐姐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啊，写作业前三心二意磨磨唧唧老半天。等到她终于要动笔了，天色也有些暗了。开灯，没电。这很正常，为了保证厂里的生产用电，我们铝厂家属区也经常停电。

小姐姐满屋转悠想办法，见我在看她，就把棚屋门掩上了。我就看不到她了。可是没一会儿，屋里传来嘈杂的声音，然后是大人的打骂声和小姐姐的哭声。门被一个老头推开，我才看到，小姐姐点蜡烛写作业，不小心把课本烧了一点。

看了这个场景，我胆战心惊，如果是我，可能也会这么做，那么挨打的就是我啦。好险！天底下的孩童总是闯着相似的祸，挨着雷同的揍啊。

晚饭时，爸爸向连大大表示，坚决不能在他家住了。他们今天在胡同口遇见连大大的邻居，聊天中得知，连大大有个二十多岁的儿子跟他一起住，而且正在谈对象，为了安置我们，他把儿子撵到同学家去了。

连大大极力挽留，见爸爸态度坚决，他突然一拍脑瓜说，厂保卫科老郭是转业干部，有两套房子，我带你去找他。他找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拉着爸爸一块出去了。

晚上，连大大和爸爸回来了。连大大兴冲冲地帮我们拉行李搬家。连大大骑车拉着我们的行李，我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大梁上，妈妈坐在后面。

郭大大一家住在二楼，五楼有个小套房，单间，厨房卫生间阳台倒一应俱全，他家老爷子住着。郭大大让郭爷爷搬到二楼和他们一起住，把五楼的小套房借给了我们。爸妈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连大大哈哈一笑说，老郭够朋友。

郭大大家有两个孩子，少昆哥哥十二岁，小旭姐姐九岁。家里来了小朋友令他们很开心，一放学就上楼来跟我玩。我不能下床，三个人就围坐在床上做游戏，还缠着爸爸给我们讲故事。我跟他们学会了天津卫见面的问候语:赤?（吃）了吗？

他们上学时，我就被安排在阳台上晒太阳。春日阳光的威力不容小觑，正午时把我晒得七荤八素，我在躺椅上来回烤鱼翻面，大叫，晒死我了，晒死我了呀！企盼爸妈能把我抬进屋，尽管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郭大大经常叫我们下楼和他们一起吃饭，看电视，连大大也时常来。有时停电了，没有电视看，大家就围坐在小客厅，聊天，讲些奇闻轶事。

蜡烛的火苗跳跃着，黄色的光笼罩着我们围成的圈子。大人们兴致勃勃，讲得绘声绘色，什么新郎失踪之谜，铁塔上的鬼手，我吓得毛骨悚然，趴在妈妈腿上让她帮我捂着耳朵，挤着眼睛不敢往周围黑洞洞的地方看。以至于爸爸背我回“家”时，我怎么也不肯进入门外的漆黑中，担心楼道的暗处会不会藏着一只“鬼手”。爸爸说你闭上眼睛不看就行了。于是我把脸深埋在爸爸后颈上，掩耳盗铃地认为自己藏好了。

一晃住了好多天。爸妈可能觉得来一趟天津，我却哪里也没去过，未免太可怜了，加上郭大大他们平时忙，难得带少昆和小旭出去玩，就商议了一下，决定带我们三个去水上公园。

天津水上公园真大呀。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面，一眼望不到边，比我们灯光球场——不，小学校园——不，比我们家属区都大。水面上有三三两两的游船，之前我只在电视里见过。这么大的公园，要是能搬到我们上街就好了。

中午，爸爸给我们买了面包，中间夹着一片午餐肉。我咬了一口，简直太好吃了。我从小就是那种吃一串葡萄要把最好的一颗留到最后吃的人，于是我开始只啃面包，想把肉片留到最后再吃。爸爸让我好好吃，我不听。当面包越咬越少时，肉片就夹不住了，“吧唧”，宝贵的肉片掉在了地上。我快哭了，想让爸爸再给我买一个，爸爸却不理我。

除了过年，我家很少能吃到肉。家里的大油用完后，妈妈就会去买一兜子白花花的肥肉，在锅里熬成油，倒进绿瓷盆里，放凉后白白的像奶油，每天炒菜时挖一小块用。油渣捞到小碗里撒上盐，炒菜时配上几粒，就是荤菜了。偶尔，我会趁妈妈不在家偷吃一粒，无比的美味啊。

午餐肉片就那样躺在湖边的台阶上，我的目光总舍不得离开。最终，爸爸也没再给我买一个。想想好惭愧，那时爸爸眼中的我，一定是又馋又没出息吧。

公园南边的动物园门口有个照相摊点，可以和骆驼合影，爸爸妈妈决定给我们拍张照片留念。我和小旭坐在两只驼峰中间，少昆站在骆驼前牵着骆驼绳。爸爸笑称少昆是“骆驼祥子”。照相师傅就把他的相机壳子挂在少昆脖子上。搭配了这个高大上的物件，少昆哥哥顿时洋气了许多。

“咔嚓”一声，我们的笑容定格在了一九八三年的春天。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正在阳台的躺椅上忍受炽热的阳光，连大大气喘吁吁地跑上五楼，进门就喊，医院来电话了，有床位了！

六?自力更生

天津医院的儿童病房是个独立的区域，儿童必须独自住院，不允许家长陪护。走廊口有铁栅门，每周三、周日的下午3点至5点，家长们可在此排队，凭证进入探视。

把我送进医院，安置好床位，爸爸妈妈就要离开了。住上院，并不代表马上就能手术，医院里排队等待手术的小病号多着呢。把我一个人留在医院，爸妈也非常不舍，爸爸让我在医院里耐心等待安排手术，要我学会“自力更生”。

我的病房在走廊右侧第二个房间，很大。进门右侧起1床、2床、3床、4床，我的4床挨着窗户边。这里的病房互相之间有房门互通，像穿糖葫芦一样。护士阿姨游走于各个病房，从这些门穿过就可以了，不用从正门出去再进来。3床和我的床之间隔着一道门，门那边是走廊右侧的第一个房间，这扇门总是关着。5床和我的床并排，中间隔着我和她的小柜子。护士阿姨告诉我，以后我就叫老四。她们不叫名字，都是叫床号，方便好记，不易搞混。

我喊护士阿姨，遭到了老一的嘲笑，他告诉我:介?（这）里都是叫“固咕”（姑姑）！老一是个小男孩，整天满屋乱窜不知是哪儿有毛病。

病房里的小病号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动过手术卧床不能动的，一种是排队等待手术可以动的。老一属于后一种。

老二是个新疆女孩，比我大三岁，皮肤白得让人羡慕。她的两条腿都做了手术，她喜欢说话，嫌躺着太闷，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床上，洗脸啊梳头啊编辫子啊，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老三是个朝鲜族男孩，年龄比我小，他也做完了手术，躺在床上很少坐起来，不爱说话也不爱动。老五是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她是左臂畸形，等待手术矫正。

爸爸妈妈离开前叮嘱我，尽量不要下床，尽量少走路。老二在旁边说，大大你们不用担心，我都在这儿住好长时间了，没事儿。

儿童病房的病床，四周都有护栏，可以根据年龄的大小调整栏杆升降的高低。在这里，完全可以做到不下床生活。

每天一早，就有男护工大大推着车给大家送洗脸水，送了一圈后再回来收用过的水。然后是餐车，送完饭过一会儿再来收碗。还有送水车，负责给每个床头柜上的白色小瓷壶灌热水。便盆车是两小时来一次，卧床的用卧式搪瓷便盆，没卧床的用搪瓷痰盂。万一体内水循环没踩上便盆车的时间点，也不要紧，走廊那头有厕所，若是卧床的临时有“需求”，那就只有央能动的小病号去喊“固咕”啦。

第一个探视日，爸妈早早挤在铁栅栏外，排在最前方，待栅门一开，就立刻冲进病房。两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他们生怕耽误一分一秒。

家长们一拥而入后，病区顿时热闹了起来。爸爸妈妈问这问那，见我一切都好才略微放心。他们给我带了香蕉，还有一期?《儿童文学》。卧床后，读书成为我的爱好，住院时我就带了好几本画书。而香蕉，则是因为我现在不能运动，又不爱喝水，大便时常干结，所以成了我的固定水果。

老五家在天津附近，她父母把她托付给天津本地的亲戚，就回去了，等她排上手术再来。毕竟，长期住旅店的花费、长期请假扣工资的压力，父母耗不起。她家的亲戚也忙，只是偶尔来看看她。那天是周三，她家亲戚没来。

时间到了，爸妈在护士的催促下最后一个离开了病房。我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房门处，忍不住眼泪汪汪。回过头，正好看到老五从我的香蕉串上揪下来一个，迅速爬回她自己的床。

我大吃一惊，还有这种操作？

周日探视时，老二的爸爸来了，是一个胖胖的男人。他很忙，问了问老二情况，就去别的病房看老二的妹妹了。老二和她妹妹都是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她妹妹年纪小，所以父母照顾妹妹多一些。

病房里的家长们感叹，一个孩子生病已经很揪心了，他们家两个都是这种病，老二父母真是不容易。不过，老二和她爸爸脸上倒是从来没有愁苦。我想，等她腿养好了，一定是一个欢歌笑语的漂亮新疆姑娘。

后来，老五家亲戚来了一次，给她带了几根米花糖棒棒，然后就走了。我没把香蕉的事告诉爸妈，只说了一件更要紧的事。

直到出院，那个姑姑也没有把画书还给我。在此奉劝各位大人，不要拿走小孩子的心爱之物，他们可能会记一辈子。比如我。

七?残运会

这天早上，不知为何送水车一直没来。老三口渴，他的小瓷壶里一滴水也没有了。他问我有没有水，我的壶里也是空的。走廊中间有个绿色搪瓷的大开水缸，下方有龙头，可以接热水。老三不能动但老四能动，老四决定去打水。

我一手拿着老三的壶，一手拿着自己的壶，向搪瓷大缸走去。快走到时，脚下突然一滑，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已经坐在了地上。左右两边的小壶成了碎片，我呆坐着握着两只壶柄。

护士站的一个姑姑凶巴巴地嚷嚷，杠（刚）?拖过地，你跑出来干嘛？我可怜巴拉地说，没有水，我出来打水。姑姑说，水还没烧开，介壶里也没有！手流血没？我看了看，没有。

屋里去！

我放下壶柄，站起来回了病房。我告诉老三，壶被我打了。老三腼腆地笑笑，没有怪我。倒是老一觉得我太厉害了，双手打俩壶。

我爬上床，心情很灰暗。我知道东西的金贵，之前我不小心在洗碗池边磕断一只白瓷勺的勺柄，妈妈还心疼地揍了我一顿呢。虽然我生病后妈妈没再揍过我，可是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太对不起爸妈了。出来治病，他们借了不少钱，现在我的壶打了，还要赔老三的壶，也不知得要多少钱……

我抱着床栏杆望向窗外，病房在三楼，我可以看到远处。医院墙外有一片平房，一个小姐姐在平房外跳皮筋。她用两只小木凳撑着皮筋，自己在中间翻花跳。我好羡慕这个小姐姐，她这么无忧无虑，而我，也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跳皮筋了。

第二天，姑姑来送药，到老三床边时问，你的壶呢？老三未答，老一就在旁边挥着手用他天津卫的腔调说相声似的:老四一打——俩壶！

老一滑稽的模样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只有我笑不出来，一副倒霉孩子的衰样儿。那几天我无比伤感，整日抱着栏杆望向窗外，连香蕉什么时候少了，也没注意到。

探视时间到了，爸妈又是第一名出现在病房，迎接他们的是我的哭丧脸。问明了情况，他们说没事，当即就把壶钱赔给了老三的妈妈。

其实爸妈很心焦，小孩子难免要活动，他们不在医院，无法完全禁止我走路，如果一直不能手术，病情发展到第四期，那我就真的要终身与双拐为伴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的手术排上了，和老六在同一天。老一和老二都说我一定“走后门”了，别人比我先住院的都没排上，其他小病友也开始质疑。我费力地给他们解释，不是，我才没有，主要是我的腿病不能拖，晚了就不能动手术了。无奈一嘴难斗众口，越急越拙舌。

手术前一天，爸妈来签字，我向他们诉说我被小朋友冤枉的事，爸妈苦笑着安慰我。

老二说手术前要用开塞露灌肠，把肚子清空。我很紧张，老一大大咧咧地说没事，他喝过开塞露，甜的，不难喝。等姑姑来给我和老六灌了开塞露，我才知道，开塞露不是用来喝的。

灌完后肚子凉凉的，姑姑让我们二十分钟后上厕所。我问老一为什么开塞露和他说的不一样，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就是喝过。

肚子越来越疼，好不容易忍够了时间，我准备下床去厕所。老六比我晚灌，她还不到时间。老一提醒说，茅厕里就一个坑，老四占了你就妹?（没）?坑了。老六一听，赶紧下床。

我的腿疼着其实也跑不了多快，老六也是拼了，不再蹦跶，拐着腿跑，超过了我。但小小人生真是处处都有意外，跑到我打壶的地方，老六突然也吧唧滑了一跤。扶她的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却没有付诸行动。虽然这样胜之不武，但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这场残运会以我先一步抢占蹲坑告终，老六也没拉裤，蹲坑边刚好搁了一只痰盂，她坐在痰盂上解决了问题。

两个刚刚争得你死我活的小病友，此时头碰头挤在隔间里，讨论肚子的难受程度，充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优良传统。

八?装在套子里的人

迷迷糊糊的，觉得鼻孔里很难受，塞的有东西，往我鼻腔里灌凉气。我想让人把这个难受的东西拿走，只能有气无力地哼唧:姑姑，拿掉……周围有白影晃动，听不清说了什么。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我的4号床上。我不能动，也没有力气说话，看到爸妈都在床边陪着，我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笑不出来。

全麻对儿童大脑发育有影响，天津医院采取了局部麻醉，所以才有了我在手术中哭求姑姑把插在鼻孔里的氧气管拿掉的事。

据说术后第一夜最难熬，麻药劲儿过后，刀口的疼痛大人都难以忍受，何况小孩子。所以，术后第一夜可以留一个家长陪床，小孩子哭闹也能有人安抚。

爸爸回去了，妈妈留下来陪床。我让妈妈给我念故事，用曲折的情节来分散注意力，忽略疼痛。

儿童病房熄灯时间很早，我床边那扇房门帮了大忙，那间屋子的灯是彻夜不灭的，黄色的光线穿过房门上的玻璃，落在我的床前。妈妈就着这束光线，轻声给我念张天翼的?《秃秃大王》。

那是漫长的一夜。手术刀口约有半尺多长，痛感不断袭击睡意，僵直着身体躺在床上，唯一的安慰就是有妈妈陪着我。夜色如水，灯光似月，妈妈的声音缓慢柔和，字句细细密密在耳边流淌……

天亮了，妈妈在我床前坐了一夜。

早上，医生护士来查房。医生掀开我脚头的被子，动动我的脚趾头，看看有没有反应。又问，昨晚她闹得怎么样？病房的护士姑姑说，没闹啊，可安静了，一声都没哭。手术室的护士姑姑稀罕道，她在我们手术室里可是大闹天宫！

想不到我还能整出孙猴子那么大的动静，要是让老一知道，还不定怎么编排我呢。

因为我没法坐起，妈妈托起我的头给我喂水。儿童病房配的这种小水壶真是方便，叼着壶嘴就可以喝水。

天津医院当时对股骨头坏死的治疗方法，是把股骨头上的滑膜全部切除，利用儿童的再生能力重新发育滑膜。我的整条右腿都打了石膏，只有脚趾头露在外面，为了固定位置，给滑膜留下生长空间，石膏一直向上延伸到我的胸口，我成了装在石膏套子里的人啦。

陪床时间到了，妈妈被撵了回去。刚做过手术的病号，姑姑会时常来看看情况。老六哼唧着想让姑姑再给些止疼药，姑姑说不行，止疼药不能多吃。姑姑让她把脚垫高些，缓解疼痛。我拧着脖子看到她的左脚打着厚厚的石膏，像穿了一只大白靴子。

像我这种绝对平躺的卧床病号，吃饭时会有一个姑姑来喂饭。头一天的姑姑都还好，一个特别温柔，一小勺一小勺，喂得很有耐心，另一个也能等我慢慢吃完再喂。第二天，我就倒霉了。

这个姑姑不像前两个姑姑那样年轻，戴着一副眼镜。她可能是急着把饭喂完，总是挖满满一大勺饭菜，狠狠地塞到我嘴里。这一口刚刚咽下，下一勺立刻就塞进来，很快，我就噎住了，开始打嗝。

身体一震，刀口就剧烈地疼。眼见又一大勺要戳过来，我赶紧说，姑姑，喂慢点吧，我一打嗝，刀口就震得疼。

姑姑不耐烦，你那刀口在腿上，离嘴那么远，打嗝怎么会震到？

我被她的理论镇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说，要不把碗放到我脑袋边，我自己挖着吃吧？姑姑正不想喂饭呢，求之不得，立刻就把碗放到我的枕头旁边。

她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左手反手扶着碗，右手用勺子一点点挖饭吃。我发现爸爸说得真对，还是“自力更生”好。之后，我不再麻烦姑姑喂了，都是这样自己吃饭，一次也没弄洒过。

爸妈来探视时，我向他们显摆我的新技能，惹得妈妈背过身抹起了眼泪。

医院规定，所有食物必须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床头也不能放。现在我不能动了，为了方便我吃水果，妈妈想了个办法，把香蕉装在布兜子里，把布兜子系在床头内侧栏杆下方，香蕉兜坠在床下，姑姑看不到，我想吃时把兜子捞上来就可以了。我妈身为勤劳勇敢的中国妇女代表，智慧是无限的。

九?最后的医院时光

这一周，我们搬进了阳光房。走廊尽头的大阳光房三面墙都是玻璃窗，阳光充沛，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小病号们轮流搬进去晒几天太阳。

搬屋那天可热闹了，能走的下地走，护工大大们抬床，卧床的就连人带床一起抬，把我们和隔壁两间病房的病号都运进了阳光房。我的床在阳光房最里面的靠窗处，可以全天候享受阳光浴。

两个病房合在一起，又换了新住处，阳光房里的小病号们，跟米花机里的玉米粒似的，热热闹闹膨胀成爆米花。

从阳光房搬回来的时候，出了点麻烦。我没有被抬回原来的位置，连人带床放在了隔壁病房门口的位置。搬屋结束后姑姑才发现我没有归位，我原来的位置放了另一张床。护工大大不在，她们不想把床挪来挪去了，两个姑姑就乐呵呵地用床单兜着我，把我兜回了原来的位置，再把床卡一换，完美！

归位后的我却哭笑不得，我的香蕉兜还在原来的床上呢。

搬去阳光房时，我提前把香蕉兜摘下来塞进被子里，搬到地方时再挂上去。刚才我以为我换了床位，不会再回去了，就把香蕉兜系了上去。没想到我又被兜走了，香蕉兜却留了下来。

没办法，我喊住那个小男孩，让他去帮我把香蕉兜拿过来。他第一趟去竟然没有找到，我又指挥他钻到床下往上看，他才找到。第二趟他也并没有把香蕉兜带回来，而是告诉我需要给他一个香蕉。我答应了，毕竟不答应我就一个香蕉也拿不回来。

他把袋子拿回来，拿走了一个香蕉。拿到我的小布兜子，我舒了一口气，又把它系在床内侧。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我的小秘密了。

第二天，老二喊我，说她突然想吃香蕉了，让我给她一个。我正要给她，脑子里却冒出一个念头。老二有一大盒葡萄干，那是她家乡的特产，我们这些孩子很少吃得到。她让别的小病号给她做事时，他们都会问她要些葡萄干。我从没问人要过吃的，这次她都问我要香蕉了，我能不能顺便要一点呢……可是，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小气呢……脑子里电光石火，话出口却吞吞吐吐，我红着脸表达了我的意思。

行啊。老二爽快地答应，并叫老九过来。原来昨天那个小男孩是老九。她让老九跑腿，把香蕉拿过去，把葡萄干拿过来，老九说:那你也给我点儿葡萄干。

老二的葡萄干不愧是正宗的，香甜可口，干干净净。铝厂给职工发福利曾经发过葡萄干，表面一层土渣子不说，里面还有籽，得洗洗晾干才能吃，比老二的差远了。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嘴馋是件很丢人的事，可不像现在都以吃货为荣。主要是那时候食物并不丰富。妈妈决不允许我开口问别人要吃的，别人给我东西，她不点头我也不能去接，否则哪只手接就打哪只手。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我妈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大梁上，路遇某个熟人阿姨，亲热地塞给我糖或者苹果什么的。妈妈说，你不用给，她不吃。阿姨说怎么会，拿着拿着。我双手握拳缩在胸前，一副坚决捍卫母亲大人英明指示的坚定表情。妈妈说，你看，我说她不吃吧。阿姨说，不用怕你妈，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心想，阿姨你说得轻巧，敢情回家挨揍的不是你。我妈是觉得，拿了别人的东西就欠了别人的情，就得还，我家条件不好，她还不起，所以干脆不接受。可惜小时候我妈没有给我讲这些道理，只是各种强硬规定，给我留下了霸道严母的印象。

这次香蕉葡萄干的对外贸易，我当然没敢让她知道。

手术后大概过了七八天，我可以拆线了。一位医生大大用小锯忙活半天，在我右胯处的石膏上开了个长方形的窗口，拆了线，又把窗口封上了。

拆线后我就可以出院了。连大大和郭大大给我做了一个小担架，爸妈把我抬回了“家”。

少昆哥哥和小旭姐姐放学回家，听说我从医院回来了，赶紧跑上楼来看我。看到我被装在套子里的奇怪样子，他俩都笑了，我也觉得自己特别好笑。少昆哥哥还好奇地挠了挠我露在外面的小脚趾，确认一下套子这头的脚趾，到底属不属于套子那头的小脑袋。

打扰了人家这么久，出院后爸妈就想赶紧回河南。郭爷爷托他一起晨练的“练友”帮我们买了火车票，早上七点半天津至北京，到了北京再换乘到郑州的火车。清晨六点出发，少昆哥哥和小旭姐姐也要去送我们，郭大大头晚答应了，但是早上并没有叫醒他们。

本来说好连大大、郭大大和爸爸轮流抬担架，可郭爷爷抢占了担架前端，非要亲自把我送上火车不可。

列车上，一个列车员叔叔拎着水壶给乘客倒水，爸爸问他上午有没有北京到郑州的火车，在第几站台，说我们抬着担架不方便，能不能不出站换乘。列车员叫来了列车长，列车长说九点多有一趟北京至郑州的K79次列车，让我们下车后站在车厢边上不要动，他来把我们送上去郑州的火车。

到北京站后，爸爸妈妈抬着我下了车，列车长找到我们，领着我们穿过地下通道，来到K79停靠的站台。到了站台，突然听见有人招呼我们，原来是来时的那个漂亮的列车长阿姨。她说，我觉得你们治病应该快回来了，所以当班时总是多看几眼站台，没想到真碰上了。列车长阿姨帮我们买了卧铺票，一路照顾着我们回到了郑州。

舅舅借了一辆车，进站接到我们，把我运回上街区的家里。

后来，从连大大郭大大信中得知，我们走的那天，少昆哥哥和小旭姐姐起床后追到了火车站，没有送成我们，他俩回到家哭了一场。

十?往事如昨

躺着躺着就进入了夏天，我闷在石膏里发霉生锈，又热又痒。厂里的氧化铝车间，有给工人降温用的大冰块，妈妈为了能让我舒服些，用自行车驮回来两块，装在大铝盆里，放在我的床下。

躺在床上，听着楼后杨树叶的哗哗声，想起一次绕楼跑。那时杨树还不是很粗壮，一个小男孩在摇小树，我好奇是否会摇下什么宝贝，也停下来去摇。妈妈从后窗看见，呵斥我不好好跑步，乱摇小树干吗，吓得我赶紧蹿了。现在如果我能跑，一定不会再去摇小树了。

在我几乎都怀疑石膏要和我长在一起的时候，三个月终于到了。天津医院看了寄去的X光片，回信说生长正常，可以拆石膏了。

又卧床三个月，天津医院回信说，可以下地尝试走路了。

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

妈妈把我抱下床，先是扶着我，慢慢地才松开手。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正常走路了，感觉两腿发虚发软，像两根面条，真的快不会走路了。此后，妈妈为了让我更好地康复，坚持用自行车送我上下学，背我上下楼，直到两年后才让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走路。

天津医院一直跟踪术后恢复情况，我们每三个月拍一次片子寄过去，持续了大概两三年，最后得到的消息是我恢复得很好，作为他们医院治疗成功的病例，所有片子病例存档作为教学研究使用。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很得意，觉得自己为天津医院的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郑州铝厂早就改了名字，天津搪瓷模具厂经历了这几十年的变革，如今又是什么面貌？连大大、郭大大、小旭、少昆，新疆老二、朝鲜族老三，还有北京至郑州、天津至北京两位好心的列车长，这些名字和面容藏在时间的深处，偶尔触及，竟惊喜地发现，他们依然还在，依然生动而温暖。

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人妻为人母，才渐渐体味到当时父母的心情。这一场病事的经历，于孩童，其中不乏趣味;于父母，唯有锥心之痛。

天晴了，秋日暖阳缓缓释放出威力，烘得阳台又有了几分燥热。小区绿地的杨树有几层楼高，枝叶交错，在地面上剪出影影绰绰的斑驳。风过处，一切仿佛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