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后，县城成为我的人类观察器皿。
傍晚做完应该做的事情，就两手空空在街上走，穿奶奶的绒裤和鞋面是靛紫色大朵大朵的花的手工棉鞋，通常要走到天空擦黑才踱着返回，像《一个人的村庄》里的刘亮程，在旁人眼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闲人，或者单是一双眼睛。
在广场中心的商场看到个女孩儿，年纪很轻，拿电视节目分发给观众的那种巴掌拍，来回晃动发出刺耳响声，一边晃一边大声喊，“东方骆驼大减价了，羽绒棉服买一送一，全场最低九十九块。”
注意到，她喊得心不在焉，有时候面对空无一人的街道，费力呐喊，有时候三三两两的青年人走过，反倒沉默着。
我算是一个脸盲，对人的样貌没有什么辨识能力，但上个夏天我刻意记过她的脸，同一个女生，做这份工作，横穿三个季节，至少两百七十天。
十九岁那年我还没有成为一个撰稿人，因为想攒一些念大学的花销，就应聘去一家家具店做电话销售，通俗来讲就是几乎人人都接到过的骚扰电话。
重庆的盛夏，我们一共六个人窝在大概十平米的小旅馆里，挤挤挨挨，轮流着把身体尽可能往空调靠拢，把手机卡拆下来，换上公司发的新卡，照着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搞来的新房户主的联系方式，挨个打电话询问需不需要廉价家具。
遇到的情形很多，男生好一点，基本上都是不耐烦地挂掉或者迎头一顿痛骂，女生被骂的次数相对较少，但容易被揶揄甚至调戏，同行的一位姐姐，有次在顺利交流完问及对方联系地址的时候才被嬉皮笑脸回一句“xx宾馆520房间”，她气得满脸通红，又不会讲脏字，哽在原地直到对方挂断了电话。
打电话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对方参与公司的减价活动，同时派遣专员奉送出一张邀请函，以确保顾客在当天能准时到场。九点上班五点下班，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接通，被斥责，被挂断，再接，如此循环。任务要求每个人每天必须送出至少六张函，否则就要留在旅馆里继续工作。
因为难以适应工作的高强度，我一度想要临阵脱逃，可一旦离开，先前积累的工资就没办法结算，也就硬着头皮做完了一整个月。
现在回想起来，对那段日子的印象只有特别能吃饭。满甑甑两大碗干白饭，就着两荤一素下肚，还要拿筷子一颗一颗捡快餐盒角落里的跳水泡菜，顺带着把店家赠送的紫菜蛋花汤喝完。累坏了，傍晚快要下班的时候爸爸打来电话问要不要接我，下意识说“好的哦谢谢”。
之后我养成了定期储蓄的习惯，不管每个月的薪酬多少，总要给自己存入一笔钱作为后路，随时准备就位和逃跑。
实际上，世界上的很多工作都是无意义的机械性重复，在里面的时候人不是人，只是类似于零件一类的小东西，被使用到快要生锈，就拧换下来，扔在一边。
因为亲历过几遭，再看到类似工作的时候我很少会有其他情绪，只是隐隐畏惧。
那些经历告诉我，定义一份工作的好坏不仅仅在于稳定与否，薪资高低，更在于它能不能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和给予进步的空间。
机器没了几颗螺丝钉还能维持正常运作，螺丝被稳定的虚妄裹挟，不懂得自我打磨，生锈之后再想找到其他契合的位置，可就难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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