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国民性演变史》：寻根溯源，中国专制始于三千年前

读《中国国民性演变史》

第一节 先秦：专制的源头

上古的尧、舜、禹时期无疑是中国人记忆中的“黄金时代”。“禅让制”也一直被当成“原始民主”的一个证据。事实上，“禅让制”不过是一种“民主作风”，或者说是专制的一种“变态”。和希腊文明比起来，中国文明在发育过程中就存在“先天不足”。而当今中国的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

《尚书》中的专制精神

长期以来，史学家们把专制的发端都归罪于秦始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世对春秋战国过于美好的想象。秦始皇之前的漫长中国历史绝不是“不致影响大局”的。事实上，我们一再赞美的百家争鸣，正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孵化器。

或者说，秦帝国的一统天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乃至后世历代帝王、官僚政体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这一系列的恶性演进，都依赖于诸子百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

不过，正如我们不能把专制主义的起源归因于秦始皇一样，我们也无法把它的“创造权”授予争鸣百家中的孔子、老子、韩非子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

无论儒家、法家、墨家还是老庄，当时作为相当成熟的思想流派，在春秋战国之前显然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生长发育期。

比如，在儒家的圣人谱系里，孔子是排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居第八位。孔子很明确地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复古而已。（《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很显然，要追寻专制主义的起源，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春秋以前的一两千年幽暗模糊的时光，以寻找诞育诸子百家的思想子宫。

《尚书》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档案文件”。它记载的，是夏商周三代许多著名君主的“领导讲话”“会议记录”“政治通告”。耐着性子破解这些晦涩难懂的句子，你很快会发现，独断专行的专制精神已经遍布它的每一页。

先说说盘庚，他是中国商代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率领商朝人民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由于此地利于商民族的发展，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光荣的复兴。应该说，盘庚是一个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好领导。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造福于民的英雄人物，实行其英明领导的手段却不是以德服人，而是暴力威胁。我们读读他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发布的动员大家搬迁的《盘庚》中的几个片断：

盘庚计划迁都，臣民们都不愿意。于是他召集众人，训话说：“你们大家前来！我得告诉你们，让你们消灭私心，不得傲慢不服，不得只顾安乐而不顾我的命令！（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

“我的威严就像火一样猛烈，只不过我没有显露出来，所以你们才敢这样放肆！乱叫乱嚷，制造危险言论，我不知道你们在争什么！（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迁都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有人敢行奸作乱，不听我命，我就要割掉他的鼻子，灭绝他的后代，不让他的孽种在我的新都繁殖下去！”（呜呼！今予告汝……不易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

在《尚书》中，中国式专制表情已经显露无遗。通过这篇会议记录，我们可以想象到参加会议的部众俯首帖耳、屏息静气的样子，也可以想见文字背后盘庚大王那圆睁的眼睛和怒张的鼻孔。

很显然，这种动辄举起鞭子暴力威胁的统治作风不是从此时开始的，商朝君主们久已习惯了威严赫赫、独断专行。其实，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夏启就发布过类似的训令。

夏启与扈氏大战于甘之野，向全军上下发布总动员令，其中就说：“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甘誓》）意思就是说，那些战争中不卖命的人，不但本人要被处决，连他的妻儿老小都要被处死。

成汤讨伐夏桀时，也发布了类似的动员令，说：“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汤誓》）凡是不听命令的人，都要被举家杀掉，决不宽赦。从这些血淋淋的命令推断，普通臣民沦为逆来顺受、唯命是从的“沉默的大多数”，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

让我们再从希腊文献中寻找一篇相似的记载进行一下对比阅读，看看上古时代这两个地方的政治气氛有什么区别。

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间，希腊发生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史诗《伊利昂纪》记载了战争发生前希腊联军的一次会议。和盘庚的迁都动员会议一样，在那次会议上，著名的阿伽门农王也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

虽然史诗不是历史，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荷马绘声绘色的描写为我们传达了上古希腊人的精神风貌：

“……于是那个会场成了一片喧哗了。当他们坐到座位上去的时候，他们底下的大地都呻吟起来，而在这一切声音之上，是那九个传令官的叫喊声，他们直着喉咙叫大家不要吵闹，注意听着王爷们发言。好容易，大家都在那些长条凳上找到了座位，而且都安静下来停止闲谈了，阿伽门农王就站起身来，手里拿着一根杖……对阿耳戈斯的队伍演讲。”

会议显然不像商代的政治会议那样纪律严明。受原来的原始社会民主作风的影响，希腊人在会场上没大没小，随便粗率。领导不那么威风凛凛，部下也不那么驯顺老实。

阿伽门农王的讲话也不像盘庚那样充满霸气，而是使用商量的口吻：“我的英勇的朋友们和达那俄斯的战士们，我必须对你们宣布，那克洛诺斯的伟大儿子宙斯给了我一下惨重的打击了……九个不幸的年头已经过去。我们的船舶木料腐烂了，索具也坏了。我们的妻子和小孩坐在家里等待着我们，而这桩任务始终是毫无成就。所以，现在大家都看我的样儿吧。我的主意是，大家上了船，回到我们自己的本国去！那个街道广阔的特洛亚城永远不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请注意，他说的是“我的主意是”，而不是“我的命令是”。

两份或许不甚精确的记载，仍能鲜明地反映出三千多年前的中国与希腊社会在权力结构、国民性格、社会生活氛围上的巨大差异。可以说，在夏启建立国家的时候，“原始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的遗留就已经所剩无几。

可疑的“禅让制”

几千年来，中国人无数次地缅怀、回想、向往那个灿烂的时代。据说，那个时候是“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团结互助，社会充满温暖。

更让我们骄傲的，是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据说，尧年老时，自动让位给德才兼备的舜；舜统治了一段时间后，又把权力转交给深受人民爱戴的禹。《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舜刚刚二十岁的时候，就以“孝顺”闻于天下。他三十岁那年，尧询问天下“有无可用者”，“四岳”都推荐舜，尧曰：可。

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其在家庭内的表现，让九个儿子与舜朝夕相处，以观察其在社会上的行动。

舜表现良好，治家有方，两个妻子在他的带领下都很有妇道，尧的九个儿子也和他处得很好。……于是尧就让舜领导百官，效果不错……尧于是认识到舜之“足以授天下”。尧年老了，就使舜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舜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

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虽然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它被定义为恩格斯所说的“原始民主制”，或者说叫“军事民主制”，“即部落联盟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由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

从这个定义出发，历史学家们推定尧舜禹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态是“部落联盟”，“四岳”推荐的过程被考证为“联盟议事会”。于是，中国历史被成功地归纳入“五阶段论”中。根据这些记载，人们宣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中储存着丰富的“民主”营养。

然而，如果抛开历史教科书直接进入原始史料的比较阅读，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就像蝙蝠不能被归为鸟类一样，中国的“禅让制”与“原始民主制”完全是两个概念。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原始民主制”，什么是“部落联盟”，什么是“联盟议事会”。

在相当于中国黄帝到尧舜禹时代的古希腊土地上，生存着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民众大会。这个会议由全体男人参加，决定是否战争，以及推选战争领袖等重大事务。

联盟的日常事务，由长老议事会决定。这个会议由各氏族派出长老组成。联盟的首领叫“巴西琉斯”（Basileus），即军事首领。有人把巴西琉斯翻译成“王”，其实他与后来出现的王（King）还不同，他不是一国之主，只是部落的军事首领。战时统率军队作战是他的主要权力。（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这种原始民主制被恩格斯称为“军事民主制”，并且一度被认为是早期人类发展中必经的阶段。比如塔西陀时代的日耳曼人就处于这个阶段。不过，只要多翻翻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军事民主制”与中国的“禅让式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西方的部落联盟各部落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涉及全联盟的大事，要各部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也就是说，每个部落都拥有否决权。第二，巴西琉斯一般由各部落选举产生，轮流担任，他的地位与其他部落首领是平等的。他无权随意决定其他人的生死，无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如果不称职，也可以被长老们罢免。

他可以说服别人，而不能强迫别人。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制”时说，人们之所以听从“王”或酋帅，“倒并非因为他有命令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有说服的作用。如果人们不满意他的意见，就 之以啧啧的叹息声”。（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而中国式“原始民主”与此大不相同。首先，中国的部落联合体中，部落地位并不平等，存在着一个高于其他部落的统治部落。统治部落首领凌驾于其他首领之上，权力巨大。

尧、舜、禹三“帝”的地位高高在上，甚至可以对参加联合会议的其他首领生杀予夺。《舜典》记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祟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而禹的权力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仅仅因为召开部落会议时，一个部落首领迟到，就一怒之下把他杀掉。“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下》）这在西方部落联盟中更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其次，在中国古史记载中，从来没有任何类似西方的“民众大会”这类议会性质会议的记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选举”“表决”或者与其意义相近的字样。中国部落联合体的“酋长会议”的议事程序也与西方不同。从《尚书·尧典》的记载来看，虽然各部落都有发言权，但决议并不需要各部落一致通过，而是最后由最高首领一言而决。

《史记》中说，在尧选择舜做接班人的过程中，部落首领们，也就是“四岳”，起的是推荐作用，而不是决策作用。他们的推荐在尧点头“曰可”之后，才能生效，否则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在尧的政府班子中，担任的是顾问、咨询的角色，而并非“议会议员”的角色。

尧“从善如流”，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又对舜进行了独立考察。尧的考察方式也是典型东方式的：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了模范青年舜，利用丈人对姑爷的便利条件对他进行观察。

在经过二十年的考察之后，尧认为这个姑爷孝顺懂事，可当大业，一言而定其为接班人，把天下交给了他，自己在幕后还“传帮带”了八年，直到尧死，舜才掌握实权。

从这个过程看，“禅让”不能称为是“民主制度”，而仅仅是一种“民主作风”。“制度”和“作风”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民主制度”是一种规范人、大于人的硬性制度；而“民主作风”则是专制统治者偶尔表现出来的“善于纳谏”“虚怀若谷”或者“平易近人”的作风，它的本质是专制统治的一种变态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禅让制”只能称为一种改良的“世袭”，一种“开明专制”。由于缺乏制度上的规定，这种基于统治者自我克制而形成的优良政治传统只是昙花一现，在进行了两次后，马上让位给了父死子继的夏代“家天下”。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那么，为什么同时代的希腊人建立起来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部落联盟，而尧舜禹时代的部落联合体却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部落联合体是“枪杆子”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黄帝和炎帝，都是职业军人。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一亮相，摆出的第一个Pose就是战争，为后世子孙建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传统。

翻开《史记》，我们读到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炎黄之战”。司马迁说，自从神农发明了农业之后，人们走出蒙昧。不过，由于天下没有共主，“诸侯相侵伐”，各部落相互征战，天下一片大乱。

那时，实力最强大的两个部落，是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为了争夺霸权，黄帝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战败，俯首称臣，遂与黄帝组成炎黄部落联合。所以我们才都是“炎黄子孙”。

炎黄部落联合到一起后，实力更加强大，就开始征讨其他不服者。黄帝发现南方的九黎族桀骜不驯，于是联合炎帝，共同征服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这场战争发生在涿鹿之野。相传这场恶仗规模巨大，惨烈异常，以至“流血百里”“血流飘杵”，最后杀得“九隅无遗”。

纵观黄帝的一生，就是战斗和征服的一生。只要发现有不服从自己的部落，黄帝就要领兵征伐。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一辈子都是处于领兵打仗之中。在两次大胜之后，黄帝又先后征服了东方的太皞、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颛顼，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通过枪杆子确立了自己最高领袖的地位。

“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后，黄帝仍然保持着军人的警惕，“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师为营卫”，身边总是带着巨大的扈从部队以保卫自己的安全。（《史记·五帝本纪》）

战争的结果，是一部分部落被消灭，更多的部落则选择臣服。通过战争，黄帝把原来各自为政、混战不止的众部落联合成了一个以黄帝部落为首的部落联合体。中华民族的雏形也由此形成。

除了炎帝和黄帝征杀一世外，后来以“禅让”树立自己文质彬彬形象的尧舜，其实也是在战争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由于这一系列军事功勋，使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舜则除了治水之功，更以征服“苗”族而服众。

战争中产生的权力必然是专制的，因为胜利者和失败者是不平等的。在战争之后，失败者向胜利者臣服，并被并入以胜利者为主体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胜利者和失败者享有的权利自然是不同的，不可能建立起平等的“联盟”关系。

投票产生的希腊式政权

与中国通过征服产生的部落联合体不同的是，希腊的部落联盟诞生过程没有暴力介入，而是自愿联合的结果。

与黄帝时代大致同时的古希腊，生活着许多穿着兽皮衣，以渔猎和原始农业为生的原始部落。摩尔根说：“凡属有亲属关系和领土毗邻的部落，极其自然地会有一种结成联盟以便于互相保卫的倾向。这种组织起初只是一种同盟，经过实际经验认识到联合起来的优越性以后，就会逐渐凝结为一个联合的整体。”（摩尔根《古代社会》）

为了抵御大部分来自海上的入侵者，几个相邻部落在民主的基础上自愿联合成了部落联盟，在战时协同作战，在和平时期协商处理各部族的关系。

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联盟，部落之间的彼此关系必然是平等的、民主的，因为一旦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任何一个部落都可以选择退出。部落联盟的权力运作，也不需要暴力作为后盾。

通过现存的历史材料，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希腊部落联盟的运作模式：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属于民众大会。民众大会一般在需要解决重大问题如战争、媾和、迁徙或推举首领、裁决纠纷时才召开。部落首领或任何长老都可召集民众大会。

由使者将人们召集到一起，并负责维持秩序，开会时将权杖交给发言者。比如在伊萨卡民众大会上，一个首先发言的贵族询问会议是什么内容时，提到三点：是哪位有什么要求吗？是敌军入侵吗？是有什么公共事务要解决吗？（《奥德修纪》）长老在会上表达自己的不满，批评执政者被视为他的“权利”。听众用叫喊、嘲笑、跺脚等方式“投票”。（《伊利昂记》）

日常事务由长老议事会处理。在长老议事会中，议事规则是一个部落一票，各部落完全平等。

巴西琉斯的标准形象是“英雄”而不是“国王”。他的权力基础不是法定的制度，而是个人的智慧、勇敢、力量，以及因此而赢得属下的忠诚。

关于巴西琉斯的地位，史诗的记载似乎有着难以弥合的矛盾。一方面，巴西琉斯地位显赫，权势很大。成为巴西琉斯“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会得到很多财富，受到很高的尊敬”。（《奥德修纪》）但在另一方面，巴西琉斯与普通人民间的距离还不太大。他们没有任职 酬，他和他的家属还要参加劳动。

部落联盟的产生，为希腊民族奠定了“投票产生权力”的良好传统，使希腊在婴幼儿时期就学会了与人平等相处、协商和妥协。他们认识到，通过民主的权力运作方式，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质量和更多的精神自由。

这使他们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恶性权力运作方式，产生了天然的免疫力，对希腊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腊的原始民主成了人类民主制度的最初源泉。

随着历史的发展，天然的原始民主基因不断成长发育。在后来的岁月中，雅典的“王”，也就是“巴西琉斯”，演变成了“执政官”，“长老议事会”演变成了“议院”，“民众大会”演变成了直接、间接选举制。

“原始民主”演变成了“奴隶主、贵族领主之间的民主”，后来又扩大成为“所有雅典公民的民主”。可以说，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民主、法治制度，都没有脱离部落联盟时代的古希腊人建立的基本模式。

张锋编撰 庚子冬写于西安翠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