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故乡//陈志刚

怀念故乡

陈志刚

题记：在人的一生中，故乡就像自己的母亲，你可以不确定自己的未来，但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来处。

2000年底，莱州乡镇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将西由镇并于三山岛街道，至此，这个千年古镇就走入了历史。

在我的记忆中，西由镇很大，是一块古老而多情的土地，它有一条十里长街，横跨东西，像一条璀璨的项链串联起了八个自然村。我的家乡街西头村就在这条大街的最西头，如果把西由街，比作是一条龙，街西头村就是龙的尾部。

一 、古朴的村落与淳朴的民风

街西头村有500多户人家，1400多人口，向东与天王庙村为邻，向西是大片的农田，有王河从旁边经过，向南是后邓村，向北便与三山岛隔空相望。

这里属于胶东掖北平原，地势平坦，一马平川，风光秀丽，景色如画。冬天银装素裹，瑞雪兆丰。春天麦苗青青，碧波荡漾。夏天青纱帐起，稻黍成浪。当然，乡亲们最喜欢的还是秋天，这时候的天变得特别蓝，王河的水清澈见底，与蓝天相映生辉，令人陶醉。王河是一条风景秀丽的、生态优美的大河。如果说，长江黄河是祖国的母亲河，那么王河即是家乡的母亲河。河两边，玉米、大豆，还有少许的高粱成熟了，漫山遍野五谷飘香，田间地头、村里村外，到处都是劳动的人群。那种紧张而忙碌的丰收景象，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村的地势，略呈南高北低，村子的南面有一处高岗，站在上面向四周观看，视野非常开阔，可以将四周很远的地方尽收眼底，让人心旷神怡。

在村庄东北角的沼泽地里，有三堆巨大的火红色石头，露出地面二米多高，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它为“红石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或许从盘古开天地时就在了。多少年，多少代，任凭日晒霜打，风吹雨淋，一直岿然不动地立在那里。它曾是我们几代人的记忆，心中的念想，想到“红石头”，就会想到街西头，想到街西头，就会想到 “红石头”。

村子的北边有一处坚硬的黄土墙，自西向东，拔地而起，村里人都叫它“围子”。据说最初，是因为这里处于防倭的前沿，为了防备倭寇而修建的。1861年庚子之乱时，为了防止捻军入侵，村民们又重新进行了加固和扩建，而今几百年过去了，轮廓依然清晰。

村里的房屋，除了有一小部分瓦房外，其余的都是茅草房，新少旧多，比较简陋。所有的陈旧茅草房，都用泥土打成的土墙垒成。胡同深处有些人家，茅草房低矮又破旧，用篱笆墙围成一个小院子。这却成了我和发小们放学后，捉迷藏，用弹弓、火柴枪、木头枪打“巷战”的好地方。站在高坡向下望去，高低不等、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错落有致。

我们家的房屋，就在村子中街的东头，有四间正房，三间西厢屋，带有一个挺大的院子。正房的房顶，是用蒲子和海带草覆盖，再扣上大灰瓦，屋檐部分用的则是小灰瓦，形成一种屋脊，飞檐翘壁。厢房是用苫草覆盖，门楼留在西厢房的南间，形成一个过道，街门口朝西。

房屋虽然一般，但临街门楼却古朴、自然、厚重，用青石块、褐灰色的砖砌成，虽没有大户人家的五脊六兽，却有双脊比翼，两扇黑色的柞木街门，还有两个铜门摇子，金灿灿的，闪闪发亮。这种结构布局，倒正好应了一句话，有粉擦在脸上，这也彰显了乡下“工匠”的聪明才智。

自古以来，老家的乡亲，勤劳善良，人性纯真，骨子里头，有一种西由人特有的精、气、神，村里的民风特别淳朴，邻里之间的关系相处的十分融洽，亲情、友情、乡土情交织在一起。

村里的陈旧胡同和小巷，纵横交错，高低不同，坑洼不平。雨雪天，路面泥泞，人们走在上面，一双鞋沾满了稀泥，两边的墙根小护坡很滑，经常把人滑到在地，弄得全身是泥，叫人哭笑不得。

因为受条件的限制，许多人家都把一些烧草、杂物、垫猪圈的泥土等，堆放在门旁，使得胡同巷子，越加显得狭小，但从来没有人，因为别人多占了地方，而发生过纠纷，街坊邻居从来都是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所以，对那种杂乱，人们虽然觉得不舒服，但心里却还有一丝甜蜜。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正是一种淡淡的乡愁。

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广袤的掖北平原就冷得越加厉害，“三九”和“四九”冻破堆臼，没有如今的“暖冬”天气，若在室外，把人的手指冻的像“猫咬”，耳朵像“刀割”。屋檐上挂满了长长的冰棱子，像刀子一样闪着冷森森的光。屋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做饭的时候，需要破冰取水，或者干脆拿一块冰放到锅里，可即使这样，也没有减少乡亲们，迎接过年的喜庆劲。

各行各业的匠人们、艺人们，个个都很卖力，为了让节日丰富多彩，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过了腊八就算进了年关，到了腊月二十三，就正式迈入年的门槛，家家都要进行大扫除，把屋里的东西全部搬到院子里，清扫家具，粉刷墙壁，最后还要在木框的窗棂上，糊上新的毛头纸，为的就是祛除上一年的晦气。

过年还有许多讲究，二十八发面蒸馒头，二十九煮年货，三十白天贴春联、年画，晚上守岁、放鞭炮。

最喜庆、最热闹的，当然还是大年初一，天刚放亮，我家的饺子还煮在锅里，本家族的孩子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新衣裳，在父辈的带领下，就给我姥姥拜年。这时候，一向和蔼慈祥的姥姥，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赶忙给孩子们发压岁钱，一般是一角、两角、五角。这时我们也上街给本家族长辈拜年。整个村庄，拜年的人群，络绎不绝，仿佛是一片欢乐的海洋，人们的脸上挂着笑容，亲情浓得让人的心里像是灌了蜜，平日里相互之间有点小矛盾的，此刻也会烟消云散。

二 、建国前后的父老乡亲

家乡西由镇，是老解放区，从这块红色文化传承的土地上，走出了张加洛、任焕彩等高级将领。在上个世纪的一九四六年冬天，村庄上的父老乡亲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始了土地改革，简称“土改”。村庄上的雇农、贫农，除分到了土地，还分到了地主家的浮财。同时，绝大多数的人家，也都分到了数量不等的土地。姥姥家的成分是下中农，分到了土地。姥爷年少就闯关东，姥姥就成了田地的主人，锄地、间苗、拔麦子，赶着毛驴驮庄稼，样样都干过。天晒地剥，寒暑往来，姥姥真是吃苦啦。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是翻身解放后的父老乡亲，对共产党的真诚表白。“解放区的天是朗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真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党的恩情说不完”，成了家乡上空的主旋律。

为了使土地证发放工作快捷高效，西由镇的各个村子，都成立了专门的书写班子。老家的村庄，由村里的文书负责，他又从村子里挑选了十多人，个个都是写字的高手。当年的情景，同村的邓汝万先生，曾做过详尽的描述：

一九五一年正月十六，在西庙道北扎着台子，台子是用木板铺地，戏台子门口朝南。

这天下午，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村民自带小凳，都坐在戏台子道南大园子里（三亩多地大）,戏台子上摆放着多张条桌，村领导个个正襟危坐，西由镇的于镇长出席了这次隆重的大会。于镇长讲完话，便在台下鸣放鞭炮，有几个青年民兵，两个人一组抬着几篓旧地契约（为了写土地证，事前已将各家各户的旧房产、地契收到了村里）到西门外烧了。

烧完了旧地契，晚上接着唱了大戏。街西头村素来在西由有京剧之乡美誉，坊间戏说：“街西头村出来个三岁孩子，打个喷涕也带着京剧味！”街西头是1947年初在西由镇成立业余京剧俱乐部最早的一个村，一直活跃在掖北解放区，1948年还奉调到掖城，慰问打粉子山战役的许世友部队，当时掖县还没有成立京剧团。

为了迎接庆祝颁发土地证，这次在西庙天井唱的三天三夜大戏，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街西头村京剧业余俱乐部在掖北本来就有名气，1951年春节恰逢有许多城市名漂回乡省亲。村里的王德深，马派老生，在哈尔滨是很有名的京剧名漂，马连良在哈尔滨上演群英会饰诸葛亮，他饰鲁肃。小北嶺原高峰梅派青衣、仓上李派老旦梅俭扬，也是大城市里著名的名漂，另外还有掖县许多名漂也都慕名而来，参加了演出。怎么说吧，道北是戏台子，道南三亩多的庙天井，前三排给军烈属，其余大院人山人海。看戏的人南至诸冯、后吕、西由街八个村，北至单山、三山岛村。他们有亲的投亲，没亲地带着小板凳和中午晚上两顿饭，看完戏有许多出过门的人议论说：他们在大城市也没看过这么好的京剧，这一辈子足矣。

时隔不久，党中央号召广大的农村、农民，组织起来，大办互助组、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这场运动，席卷全国，轰轰烈烈。

转眼之间，到了激情燃烧的一九五八年，在西由镇成立了掖县先锋人民公社，管辖二十八个自然村，四万多人，是那个年代胶东地区最早、经济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不久，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又成立了掖县西由人民公社。

一九六二年，为贯彻落实“人民公社条例”，即《60条》，街西头村对原来的编制重新调整，成立了十三个生产队。那时大舅刘桂令，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小伙子，庄稼活的好手，被推荐担任了第一生产队的队长。

我还在老家的时候，他曾对大伙说过好几个想不到，有两个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想不到是，能在队长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队长虽是个“芝麻小官”，但每年都要社员投票产生，选票就是一杆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传奇。二是没有想到，农村的发展变化会是这样的突飞猛进，这么快就实现了机械化，而且正在向电气化迈进。

当我离开老家，到县城上班的时候，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村庄上、甚至乡镇上走出的第一个留美博士生，竟是大舅家的孩子，真是给祖祖辈辈的庄稼人增了光，添了彩。

三 、姥姥在我童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

姥姥生于清朝末年，经历过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朝代，是一位中等身材、慈祥和蔼的胶东“小脚女人”，骨子里有一种传统的中华美德。村里人这样评价她，说别看老婆子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但却集勤劳善良聪明于一身。

我和妹妹从小是在姥姥家长大的，父母都是小学的公办老师，因为工作繁忙，便把我和妹妹交给了姥姥抚养，把我们的户口，也落到了街西头村。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长大后，我曾为这事想过好长时间。我想，那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到了七十年代，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毕业生的境遇，能有那么大的差别。

姥姥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的姥爷去世得早，照顾我们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尤其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吃喝拉撒睡，便全部压在了姥姥的肩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庄稼歉收，粮食比金子都贵。老乡们连坡里的野菜，也挖得精光。姥姥把生产队分给她的一丁点粮食，全部留给了我和妹妹，使我们在身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了基本的营养，她自己则吃地瓜干、吃糠、吃野菜，而且还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时间一长，得了“浮肿病”，又引发了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幸亏姥爷闯关东时，结识了一位在沈阳开诊所的俄罗斯医生，捎来了救急的药针，才从死神手里把生命夺了回来。

姥姥和村里人的关系相处得特别好，从来没和人吵过嘴，这得益于姥姥的无私。

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两棵大枣树，每年深秋的时候，枝头上挂满了红彤彤的金丝小枣，又甜又香，非常诱人，打下来后，姥姥总会让我给左邻右舍送去一瓢，家里有小孩的还会多给点。姥姥说，这枣子咱们一家人吃，只是甜在嘴里，而街坊邻居们一起吃，则是甜在心里。

姥姥还是一个热心人，有一副古道热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热衷于公益事业。

我年幼的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很多家长白天去地里干活，都把孩子锁在家里，把街门的钥匙放在门旁的砖缝里，让大的带小的。姥姥便义务在自家的院子里，办起了一个业余“幼儿园”，把和我发小的七八个孩子，招呼过来一起看着。姥姥没有多少知识，不会像现在的幼儿教师那样，教孩子一些学前知识，但她也有自己的教育方法。春天，她教孩子们捣五彩玻璃球；夏天，教孩子们用蜘蛛网粘蜻蜓，用马尾扣扣知了；冬天，教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现在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在误人子弟，但凡事不能脱离现实，在当时，这可是帮了许多大人的忙，又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欢快的“乐园”。

其实，姥姥也不全是“误人子弟”，有时候，她也会给孩子们传授一些知识，比如猎人和黑熊决斗，兔子和乌龟赛跑等等。我清楚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正是村里开始做饭的时候，姥姥给我们出了一个谜语：屋前人家有颗蒿，长起来有天高，好汉拔不倒，刮风折弯了腰。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谜语，是姥姥自己编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姥姥的聪明能干，也体现在坚韧不拔的精神方面。

每年秋粮入库后，生产队的打谷场上，都会留下一些谷皮、黍糠。姥姥跟队里的保管员讨价还价后，把它们全部买了下来，然后用帆布袋子，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它们背回家，兑上适量的玉米，再一袋又一袋，背到大队的磨房，去粉碎成糠，这是喂鸡最好的饲料。

姥姥的这些饲料，每斤成本价，是一分五厘钱，拿到集上，能卖三分钱一斤，利润翻一翻。姥姥每年能卖2000斤左右，抛去成本，净收入有30元。为了挣这30元，姥姥付出了一个小脚女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可她什么也不说。30元，在当时的乡下，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能买5瓶茅台酒，能买300斤大螃蟹，而在姥姥手里，是一家人一年的零花钱。

姥姥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从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教育我，要热爱劳动，说人只有热爱劳动，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而且她还以身作则，家里的院子，总是被她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的利利索索，80多岁了，还到生产队的场院上要活干，就连生产队长都十分为难，而心里更是对她的敬佩。

姥姥于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一年秋，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九十三岁。我和妹妹在工作上能够小有成就，两个弟弟能够岀国创业，除了党的培养和父老乡亲的关怀，还有姥姥很大的一份功劳。

四 、生产队里挣工分

从1958年起，到1984年撤销生产队止，有一个词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喜欢，那就是工分。每个工分里面，都包含着老乡们的真情和血汗。工分制，是那段时间农村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分配方式。

挣工分，是老乡们解决温饱问题，奔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靠天，没白没黑拼命干，庄稼地里流血汗，这是当年乡亲生活的真实写照。每个社员，都手持一本劳动手册，记录着他们每月所挣的工分，一本小册子，承载着他们对生活的全部希望。

在我的记忆中，这种分配方式基本是公平的、合理的。一个社员，根据身体、年龄、性别等情况，可以被评定为十成劳力、九成劳力、八成劳力等。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十成劳力，上工一天，并不等于就能轻松的拿到十分，晚上还要到队部记工并进行评议，根据其一天的表现，再确定能拿多少分。在农忙的季节，还实行小段“包工”制，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员们挣工分的过程，也就是努力奋斗的过程，工分是检验他们的金标准，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它印记着一个时代的烙印。

人们常说的“大锅饭”，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一个勺子量。虽然全国农村一样的体制，但是由于地域文化不同，各有千秋。西由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即公社、大队、小队。一个村子，为一个大队，再根据其大小分成几个小队。一个小队，一般有四五十户人家，一百五六十口人，单独核算，自负盈亏。有的小队的工分值比较高，有的小队的工分值就比较低。

我们小队刚成立的时候，每个工分的价值折合人民币五六分钱，一个十成劳力表现好了，干一天活儿能拿到五六毛钱，买一盒大前门香烟还略有剩余，后来队长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在整治好的沙滩上种上花生，在培土加固的沟崖上，种一些豆科类植物，使每个工分的分值达到了八九分钱。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学大寨运动的不断发展，科学种田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粮食连年增产，工分的分值也达到了一角二三分钱。

我上初中的那一年，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王队长，由于农艺精通，管理得当，加之社员们出力肯干，效益大增，当年的工分价值达到了两角多钱。年底开资的时候，即按照工分来分配各家各户的收入，有一户姓邓的人家，家里劳力多，干农活又卖力，挣的工分自然也多，一下子领到了一千六百元人民币，成为了轰动全村的一件大新闻。

像我们村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好的，可有些地方就不是这样了，个别地方农业生态环境较差，党的基层组织比较涣散，社员觉悟低，生产也没有积极性，工分价值就一直在几分钱徘徊。乡亲们笑话他们说“上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庄稼没收成，挨饿又受穷”。为了改变这个现状，西由公社党委每到年终，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整党整风，扎实有效，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先后听过五任公社党委书记的 告，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在按工分制分配的制度下，当时我们村里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开资户”，家人都兴高采烈；二是“两不找户”，家人都心情平淡；三是“欠款户”，家人心里就不是滋味。所谓欠款户，顾名思义，即按市价折款，所挣的工分，抵不了从队里领到的口粮钱、柴草钱、蔬菜钱。这种情况，大都是一些老弱病残，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对于这类人，队里的处理还是挺温情，口粮、柴草、蔬菜照样分，至于欠的款，让他们先挂着帐，先欠着队里的，这也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优越性的体现，帮助这些欠款户度过了生活的难关，保障了基本的正常生活。

我们家属于欠款户，父母很自觉，每年队里的账目一公布，他们立马就会把所欠的款全还上。

因此，挣工分就与我有了不解之缘。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每年到了夏收和秋收的季节，姥姥都会领着我到场院里，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别看年纪小，我已经能干很多活儿，比如压场院，就是用碌碡把一块场地压平整，好用来存放收下来的小麦。在一般情况下，这活儿都是用毛驴干，蒙上它的眼睛，让它拉着碌碡满场转圈，但它不太注意卫生，有时随地“大小便”，队长便把这活，交给了我们这些孩子和妇女。我拉着碌碡，转上两三个钟头，队长便会给我记上两个工分。

再比如，往每家每户送麦根子，这是队里分给大家的烧草，大人们都在地里忙，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便把这个活交给了我们这些大孩子。

还有一个活儿，非我莫属，就是从脱粒机底下扒拉麦糠。这活儿不累，但是特别脏、特别呛，扒拉一次，浑身上下全是灰，像个“泥人”，大人们不愿干，我身体小，干这活儿正合适，多次受到保管员的表扬。

这样整个麦收阶段，我差不多每天都能挣到六个工分。

等到了秋收的时候，妹妹也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会在姥姥的带领下，到场院上去剥玉米。

玉米堆高的像座小山，我们围着那小山坐着，用手把玉米皮剥开，一分为二，一半撕掉，一半留下，十穗用玉米皮捆扎成一把，十把为一提溜，用草绳绑扎结实，然后系到场院的石桩上。

每次我们都是去的最早，回来的最晚，每晚能剥三十多提溜，挣十个多工分。宁静的夜晚，明月高照，秋虫唧唧，我和妹妹跟着姥姥，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上，那种感觉，直到今天想起来，心里还是百感交集。

等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像模像样的整劳力了。麦收时，生产队的一个成年男劳力，用镰刀割完一亩多的小麦，再捆好，可以挣十五个工分，是平常日的三倍。听社员们说，用镰刀割，还算轻快，如果用手拔，即将小麦从田里连根拔出，每个社员手上，都磨出了血泡。

记得在三河崖地块，我和社员们刚吃过午饭，就上工了。太阳当头，骄阳似火。老乡们说，麦熟一晌，虎口夺粮，在割到离地头还有约一百多米的时候，我大汗淋漓，热的实在受不了啦，头也有些发晕，这时田埂内的一块小土颗粒，突然间，把右手紧握的镰刀向上垫了一下，刀头直接割到了左手的食指，直进骨头，鲜血直流。我顾不得疼痛，赶紧从沟崖边上，拔了一颗七刺菜，用手掐碎后，缚在手指上，消毒止血，咬着牙，继续干了起来。

割到地头，又用挂在腰上的“草腰子”，把割倒在田埂内的麦子，老乡也叫“系子”，捆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单体，即“麦个子”，装上生产队仅有的一辆大车，这个大车现在已经换成马拉的橡胶轮啦，老乡们叫“胶轮”车。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用套着老黄牛的“铁滑”车拉庄稼，两个木制的大圆轮，用铁皮包扎，车盘的长度和宽度，也比现在的小。我们这些小学生，跟着老师在地里拾麦穗，当收工的时候一到，大家都奋力争抢着，往这个铁滑大车上爬，坐在装满麦个子的大车上，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比现在坐在“和谐号”动车上觉得还舒适。

装满大车，我们这些青年男劳力，又用自己的小车，把这些剩余的麦个子，一趟又一趟，推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每当傍晚，把最后一车麦个子，推进打谷场时，人和小车，便一起冲进麦个子的大垛里，不一会，就睡着了，全然不知。

“三秋”生产，更是一场硬仗，为了确保小麦的播种进度和面积，生产队长把平常按日工挣工分，改为小段包工挣工分，并按时抽查，奖罚分明。这个时候，就连老婆在乡下务农，男人在城里上班的大伯、大叔，也都利用休班时间，到生产队干一些包工活，一是缓解了劳力紧张的局面，二是也为家里多挣了工分，年终也可多开点资。他们个个都干劲十足，完全没有城里人的模样。

在养鱼池那个地块刨玉米时，老乡们叫杀玉米，是“三秋”大会战的第一场硬仗。

我头一个上阵，从玉米地的东边，刨起了六行，老乡们也叫六角。这时，妹妹放秋假，也来帮我打个下手，负责掰玉米，再把掰下的玉米棒子，用筐装到生产队的大车上，那时，妹妹才十四周岁。不一会儿功夫，露水和汗水，就把衣服溻透了，胶鞋里也全装满了泥土，就像战士在战场上冲锋一样，杀红了眼睛，右手紧握的小镢，在胸前的右下侧，抛上抛下，把一颗又一颗的玉米秸，连根刨出，并把玉米秸根上的泥土，用小镢头拍打干净，然后侧弯着身体，左手敏捷的把玉米秸在田埂内摆放成整齐的一行，此时，手上磨出了血泡，骨头散了架子，累弯了腰，但一想到，把这一小段包工完成，能挣三十个工分，心里就有了成就感，说不出的高兴。

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那么小的年纪，吃的饭食又不是太好，天天超负荷而又高强度的劳动，是怎样支撑下来的。正是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把我和社员们的意志，磨练得更加坚强。

我和社员们、家人们，同甘苦，共患难，风雨同舟，学到了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生产队里，也挣到了很多工分，我们家从“欠款户”变成了“开支户”，年底能领到人民币一百多元，姥姥非常高兴，她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仍然康健，她要看着她的外孙，去挣更多的工分，在年终开资的时候，领到更多的人民币。

1984年撤销生产队，作为农村分配制度象征的工分，也随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五 、组织农业大会战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两面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一面是学大庆，一面是学大寨。

在西由公社，在我的老家街西头村，大寨精神早已深入人心。“炕上花被窝，屯里粮冒尖”是人们最朴素的想法，上至公社领导，下至每一个社员，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向大寨人学习，奋斗几年，彻底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实现种地机械化，生活现代化。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学大寨，组织生产大会战，乡亲们干了许许多多的事，但简单归纳一下，可以分为两大步。

第一步，是以村为单位，各自为战。

首先，沿海的十三个村庄开展沙滩造林，让荒滩变绿洲。同时，由东北村、西北村率先治涝洼，为全公社治理涝洼地积累经验，树立样板。再是，各村因地制宜，主要是整治盐碱地和“三跑地”。整治盐碱地的办法，是向地里掺沙子。而所谓“三跑地”，就是跑水、跑肥、跑土，主要是一些丘陵和不平整的地，整治的办法就是要把地整平，有些地方还要向里面加一些好土。

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建成了一片又一片，横平竖直、成排成行的优质“条田”。最后再把田野的道路，重新规划整修，便于机械化作业。

在这个过程中，公社的干部们进村入户，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公社的秦书记，自带干粮，在工地上和社员们一起推小车。

公社的张书记，光着脊梁，和社员们一起挥汗如雨。

莱州湾的南岸，有一片黑松林，既能防风，又能固沙，是莱州湾畔的绿色屏障，天然氧吧，人称“万亩”防风林，是国家级的沿海防风林带，就是那时候，在公社曲书记的领导下，沿海十三个村的干部群众，奋战十几年，经历千辛万苦，栽植完成的，是那一代人创造的历史伟业。

第二步，全公社乃至全县统一行动。主要是：筑土山防海潮大坝，根治西北洼，修建王河大堤，整治尹家丘陵，修建尹迟水库等等，属于大兵团作战。老家的西由人民公社，尤以整治西北洼规模最为宏大，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最多。

那是1976年的秋天，秋收结束之后，公社党委刘书记一声令下，战斗正式打响了，第一阶段主要是整治单山洼。

公社党委的指挥部，设在治洼工地的中心位置，有一位姓王的副书记兼指挥部主任，公社的机关干部全部参加劳动。然后，每个大队为一个民兵连，由村党支部书记带队，每个小队为一个民兵排，全公社二十九个民兵连，三四百个民兵排，一万多名男女青壮年，肩扛加长的筒锨，推着小车，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涌向工地，老乡们称“万人大会战”，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工地上，人欢马叫，龙腾虎跃。某某民兵连，某某民兵排的红旗迎风飘扬。大喇叭的广播声，各种机械的轰鸣声响成一片，场面之壮观，令人震撼。

我们村的第一生产队，在施队长带领下，参战的五十多名社员，齐心协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雪花飞舞、寒风刺骨的涝洼地里，穿着秋衣，干得热火朝天，创造了治洼工地最快的施工记录，被工地指挥部评为“特别能战斗的民兵排”。

我也亲身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时我正上高二，老师要求我们一边到工地参加劳动，一边进行采访 道，借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表彰大会结束的当天，我就赶到他们挖沟掘渠的工地，现场体验一个星期，写了一篇反映硬骨头民兵排的通讯 道，受到老师和学校的表扬。

父亲这时候也已经离开了三山岛学校，到公社代理文教助理，在工地上负责各种机械的调度安排，整天过沟爬崖，弄得全身是泥。

我们虽然同在一个工地，却没有见过几次面，因为当时的劳动强度很大，时间也很紧张。

第二年的秋收后，我和社员们又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劳动，主要是整治吴家洼。由于连续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达到了人们体能承受的极限，老乡们的身体都很疲劳，不少人扭伤了腰，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等病症，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大家的情绪依然非常高涨。我们队有一位姓王的青年团员，在痛的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才到医疗站去拿点药，然后再迅速的归队。

“大会战”的工地上，一些带有鼓劲色彩的口号醒目。像“学大寨，赶大寨。人心齐，泰山移。要想穷变富，集体是靠山，大干是正路。会战工地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干到腊月二十九，节后初三就动手”等等。而老乡们私下里说得更接地气：“今年兆头好，甩开膀子干。人不负春光，地不误农时。人勤地长宝，人懒地长草。人皮不糊弄地皮，地皮不糊弄肚皮。干部们抓纲抓线，社员们大镢铁锨”。

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西北洼终于改造成功，由原来的沼泽地、水淹地，整成了人车通行，沟渠纵横贯通，整齐划一的优质台田，变成了一马平川的“米粮川”，为以后实现机械化，确保粮食的稳产和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老家的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让我最难忘的一项工程是修建尹迟水库。西由公社，虽土地肥沃，但地势高低不平，旱涝不均，南部平原，北部涝洼，东部丘陵，西部沙滩。

尹家和迟家，坐落在东部丘陵上。两个村庄加起来，水浇地也没有多少亩，风调雨顺时，庄稼收成还好，遇到干旱，庄稼颗粒无收。为彻底解决这一现状，公社党委决定修建尹迟水库。水库的选址是两个村庄土地的中心位置，平吴路的西侧，在平地上，挖出一个大水库，让王河的水淌进去，灌溉两个村的农田。

那是1977年的十月，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成群结队的大雁，搏击长空。参战的二十九个大队青年突击队，七八百人席地而坐，一名姓张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做动员 告，其中最感人的是他介绍去北京天安门，瞻仰毛主席遗容的经过，这让参战的人们情绪空前高涨。

可那个时候，别说大型挖掘机，就连小型的也没有。修建这么大的一个水库，全凭青年突击队员，一锨又一锨的去挖，然后把挖出的土，再一小车又一小车的推到离水库三四千米远的荒地上。

挖到水库的最底部，四周形成了大约七十度的斜坡，这时需要一个人身体前倾，推着小车，前面一个人马步前蹬，拉着小车，一步又一步艰难的爬坡前行，稍不用力就会摔到库底，车毁人伤。特别是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两条腿发软，有时眼前冒金星。当时工地领队的规定：每个小组，一个上午必须推完二十个小车，工地上的“协管”才给每个小组发票，再拿着领到的小票，去大食堂吃饭。为了拿到小票，队员们都拼上命的去干，简直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在我回乡务农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亲口品尝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粒粒皆辛苦”的乡下大餐，两耳灌满了空灵婉转的雄鸡啼叫和虫鸟们不分昼夜的欢乐歌唱，从心灵的深处感受到了，传统农耕文明跳动的脉搏。父老乡亲用他们的血汗，浸润着田地里的禾苗，换来了五谷丰登，他们才是这片土地上最可爱的人。

在长达二十六年的人民公社时期，西由的父老乡亲们，在党的基层组织坚强领导下，大干苦干加巧干，齐心协力，科学种田，粮食连年增产，跨过“黄河”又过“长江”，获得了骄人的成绩。西由公社的光明大队，率先夺得小麦